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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掀起了大辦商業的熱潮，文聯也和其他黨政機關一樣要辦第三產業，身為寧夏文聯主席的張賢亮自然“挺身而出”，響應了這一潮流。一開始他可能抱著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他開始欲罷不能，後來他成了鎮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長，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勵精圖治，終於將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資產數千萬、無形資產超一億”的旅遊風景區。
據說，成功轉型為企業家的張賢亮事實上也沒有遠離文學，依然喜歡寫作，但不再有強烈的發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問題，關心國計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勞改時曾熟讀的《資本論》。作為文化人轉換而來的企業家，張賢亮對事物常常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對人們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別人的成功經驗，認為沒有一個企業家的成功經驗是可以複製的，真正有啟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東西。
而經商和做任何事一樣，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2008年，張賢亮推出了新書《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向改革開放致敬，與讀者分享他十多年來的商路心聲，引起各方關注。書中還記錄了他當政協委員時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條是“要對拖欠農民工和員工工資的用人單位及僱主製定懲罰性的條款”。
◆關於“下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作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體廣泛報導，一晃過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開始我隻有七十九萬元資本，如今鎮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資產近兩個億。荒涼中無人問津的古堡廢墟，早已變成寧夏首府銀川市第一個“國家aaaa級景區”，有“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讚譽，這裏成功地承辦了第十三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更是來寧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處，年接待遊客量近四十萬人次，門票收入上千萬元，寧夏黨政領導和老百姓公認西部影城是“寧夏之寶”，品牌的無形資產要大於有形資產數十倍。
作為一個作家，—f海”的經歷豐富了我的創作素材。這幾年我雖沒有發表重要作品並不等於我沒在寫作。現在中國文壇的風氣不正，信仰迷失，禮崩樂壞，也不是發表重要作品的時候。再說，和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時出道的“新時期作家”中，又有誰在二十一世紀初發表了重要小說呢?不少人已轉寫散文或研究《紅樓夢》了。
雖然近些年我在文學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為社會提供了兩百多個就業機會，給鎮北堡西部影城周邊農民每年提供五萬個工作日。原來舉目荒涼的地方被我帶動成為繁榮的小鎮，附近數千人靠我吃飯，這總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後來大多紛紛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隻有我還在經營企業。回首創業初期一路顛簸至今，有艱辛也有欣慰。
◆發現鎮北堡
鎮北堡是明清兩朝在西北地區修建的兩百多座邊防兵營中的一座。我發現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勞改釋放當農業工人去趕集的時候，正如我在小說《綠化樹》中寫的，它“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這裏所說的山即賀蘭山。
那時，鎮北堡方圓數十裏是一望無際的荒灘。沒有樹，沒有電線桿，沒有路，沒有房屋，沒有莊稼。我走了大約三十裏路，眼前一亮，兩座土築的城堡廢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麵前。土築的城牆和荒原同樣是黃色的，但因它上麵沒長草，雖然牆麵凹凸不平卻顯得異常光滑，就像沐浴後從這片荒原中冒出地麵似的，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顯得金碧輝煌。鎮北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顯現出黃土地的生命力，一種衰而不敗、破而不殘的雄偉氣勢。原來作為軍事要塞的鎮北堡內，所有建築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幹二淨，連城門洞的磚也拆得一塊不剩。裏麵隨意地搭建了一些簡陋的羊圈。但我還是發現了它有一種銀幕上的審美價值，在小說《綠化樹》中我就寫了它讓我聯想到好萊塢拍攝的以中東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後被分配到寧夏文聯，正值廣西電影廠的導演張軍釗要拍根據郭小川長詩改編的電影《一個和八個》。攝製組以陝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寧夏，都沒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銀川，他們請寧夏文聯的幹部協助他們找。我就把鎮北堡介紹給文聯幹部，叫人領攝製組去看。《一個和八個》是鎮北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後來被電影評論家評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作，是所謂新時期電影的經典之一，而張藝謀當時還是個默默無聞的攝影師。自此以後，大導演謝晉接踵而至，拍了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後來又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與狗的故事》拍攝了《老人與狗》。《老人與狗》是著名藝術家謝添的絕響，而《牧馬人》的觀眾人次至今還未被突破。張藝謀後來又在這裏拍攝了他的成名作《紅高梁》，還有陳凱歌來拍了《邊走邊唱》，滕文驥來拍了電影《黃河謠》。由於我的介紹，鎮北堡逐漸有了影視城的雛形。這座古堡的廢墟因為被我發現而改變了命運，這是鎮北堡的機遇。
◆創建西部影城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眾所周知，“講話”發表後全中國掀起了經商熱潮，寧夏文聯也和其他黨政機關團體一樣忙著辦“經濟實體”。我認為作家要深入市場經濟生活，最好的方式無過於親自操辦一個企業，就趁著這個潮流“下海”，創辦了“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鎮北堡，稱為“鎮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大潮是第二個機遇，改變了我的命運。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個人的市場經濟思想準備和在青少年時期讀了些書，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
在長達二十二年的勞改期間，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許讀書的。但讀書成了我的習慣，盡管環境惡劣，稍有閑暇總要捧本書看。馬克思的《資本論》就一直陪伴我渡過那段艱辛的日子。這部巨著不僅告訴我當時統治中國的極“左”路線絕對行不通，鼓勵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開放後讓我能大致預見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
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險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國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我還是有一定前瞻性的(關於我對中國的認識請參考我的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創辦和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貫穿了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剛開始，作為寧夏文聯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國譯本的版稅存單向銀行貸款“下海”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在產權關係上還算是寧夏文聯的“三產”。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必須和下屬的“三產”脫鉤。這一“脫”，就把“責權利”全壓到我頭上。當時，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階段，不見絲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擔風險也還有辦法“解套”，但我還是毅然挑起這副擔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脫鉤”以後，由於“責權利”分明，企業經營者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就調動起我辦企業的動力，也給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鋪平了道路。
據說，成功轉型為企業家的張賢亮事實上也沒有遠離文學，依然喜歡寫作，但不再有強烈的發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問題，關心國計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勞改時曾熟讀的《資本論》。作為文化人轉換而來的企業家，張賢亮對事物常常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對人們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別人的成功經驗，認為沒有一個企業家的成功經驗是可以複製的，真正有啟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東西。
而經商和做任何事一樣，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2008年，張賢亮推出了新書《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向改革開放致敬，與讀者分享他十多年來的商路心聲，引起各方關注。書中還記錄了他當政協委員時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條是“要對拖欠農民工和員工工資的用人單位及僱主製定懲罰性的條款”。
◆關於“下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作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體廣泛報導，一晃過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開始我隻有七十九萬元資本，如今鎮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資產近兩個億。荒涼中無人問津的古堡廢墟，早已變成寧夏首府銀川市第一個“國家aaaa級景區”，有“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讚譽，這裏成功地承辦了第十三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更是來寧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處，年接待遊客量近四十萬人次，門票收入上千萬元，寧夏黨政領導和老百姓公認西部影城是“寧夏之寶”，品牌的無形資產要大於有形資產數十倍。
作為一個作家，—f海”的經歷豐富了我的創作素材。這幾年我雖沒有發表重要作品並不等於我沒在寫作。現在中國文壇的風氣不正，信仰迷失，禮崩樂壞，也不是發表重要作品的時候。再說，和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時出道的“新時期作家”中，又有誰在二十一世紀初發表了重要小說呢?不少人已轉寫散文或研究《紅樓夢》了。
雖然近些年我在文學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為社會提供了兩百多個就業機會，給鎮北堡西部影城周邊農民每年提供五萬個工作日。原來舉目荒涼的地方被我帶動成為繁榮的小鎮，附近數千人靠我吃飯，這總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後來大多紛紛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隻有我還在經營企業。回首創業初期一路顛簸至今，有艱辛也有欣慰。
◆發現鎮北堡
鎮北堡是明清兩朝在西北地區修建的兩百多座邊防兵營中的一座。我發現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勞改釋放當農業工人去趕集的時候，正如我在小說《綠化樹》中寫的，它“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這裏所說的山即賀蘭山。
那時，鎮北堡方圓數十裏是一望無際的荒灘。沒有樹，沒有電線桿，沒有路，沒有房屋，沒有莊稼。我走了大約三十裏路，眼前一亮，兩座土築的城堡廢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麵前。土築的城牆和荒原同樣是黃色的，但因它上麵沒長草，雖然牆麵凹凸不平卻顯得異常光滑，就像沐浴後從這片荒原中冒出地麵似的，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顯得金碧輝煌。鎮北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顯現出黃土地的生命力，一種衰而不敗、破而不殘的雄偉氣勢。原來作為軍事要塞的鎮北堡內，所有建築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幹二淨，連城門洞的磚也拆得一塊不剩。裏麵隨意地搭建了一些簡陋的羊圈。但我還是發現了它有一種銀幕上的審美價值，在小說《綠化樹》中我就寫了它讓我聯想到好萊塢拍攝的以中東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後被分配到寧夏文聯，正值廣西電影廠的導演張軍釗要拍根據郭小川長詩改編的電影《一個和八個》。攝製組以陝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寧夏，都沒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銀川，他們請寧夏文聯的幹部協助他們找。我就把鎮北堡介紹給文聯幹部，叫人領攝製組去看。《一個和八個》是鎮北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後來被電影評論家評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作，是所謂新時期電影的經典之一，而張藝謀當時還是個默默無聞的攝影師。自此以後，大導演謝晉接踵而至，拍了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後來又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與狗的故事》拍攝了《老人與狗》。《老人與狗》是著名藝術家謝添的絕響，而《牧馬人》的觀眾人次至今還未被突破。張藝謀後來又在這裏拍攝了他的成名作《紅高梁》，還有陳凱歌來拍了《邊走邊唱》，滕文驥來拍了電影《黃河謠》。由於我的介紹，鎮北堡逐漸有了影視城的雛形。這座古堡的廢墟因為被我發現而改變了命運，這是鎮北堡的機遇。
◆創建西部影城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眾所周知，“講話”發表後全中國掀起了經商熱潮，寧夏文聯也和其他黨政機關團體一樣忙著辦“經濟實體”。我認為作家要深入市場經濟生活，最好的方式無過於親自操辦一個企業，就趁著這個潮流“下海”，創辦了“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鎮北堡，稱為“鎮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大潮是第二個機遇，改變了我的命運。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個人的市場經濟思想準備和在青少年時期讀了些書，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
在長達二十二年的勞改期間，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許讀書的。但讀書成了我的習慣，盡管環境惡劣，稍有閑暇總要捧本書看。馬克思的《資本論》就一直陪伴我渡過那段艱辛的日子。這部巨著不僅告訴我當時統治中國的極“左”路線絕對行不通，鼓勵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開放後讓我能大致預見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
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險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國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我還是有一定前瞻性的(關於我對中國的認識請參考我的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創辦和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貫穿了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剛開始，作為寧夏文聯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國譯本的版稅存單向銀行貸款“下海”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在產權關係上還算是寧夏文聯的“三產”。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必須和下屬的“三產”脫鉤。這一“脫”，就把“責權利”全壓到我頭上。當時，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階段，不見絲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擔風險也還有辦法“解套”，但我還是毅然挑起這副擔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脫鉤”以後，由於“責權利”分明，企業經營者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就調動起我辦企業的動力，也給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