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有了十二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


    “僱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十二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也正是這場爭論,讓年廣久與鄧小平聯繫到了一起。


    鄧小平一共三次提到過這個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讓年廣久一夜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巡期間,鄧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廣久,可見這個“傻子”在鄧公心目中的象徵意義之大。


    在被鄧小平點名後,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 的變化,這個隻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


    在隨後的十多年裏,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 會隨之跌宕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一百萬元 ,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汙 、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製度製作的規範的帳本 ,於是企業裏的財務自是一本糊塗帳。他說:我隻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 ,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囚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


    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姦汙過十名女工?他回答:不是十個,是十二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 。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一點他的名,一個月後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


    這便是一個“傻子”的傳奇歷程。發生在他身上的戲劇性,濃縮了三十年的種種偶然與必然。


    ◆“傻子”+瓜子


    一提起我來,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傻子”。從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社會上對我的“傻子”稱號猜測很多,考證出處 也不少。有的說我做生意公道,不會缺斤少兩,傻乎乎的,故此叫“傻子 ”。有的人說我是淮北人,南方人稱淮北人為“侉子”,“侉子”和“傻 子”讀音相近,所以叫“傻子”。其實這都不對。


    我家沿襲三代的綽號都叫“傻子”。1936年,我 父親到蕪湖來,為了生計賣水果,他神態木訥,衣衫襤褸,不知道扣斤 扣兩,不會當奸商,人們都叫他“傻子”,時間長了人們就不知道他的姓 名,隻知道他叫“傻子”或“老傻子”。我跟著他做生意,人們就叫我“ 小傻子”。我是父母所生的第九個孩子,也是惟一倖存的孩子,父母叫我“ 小九子”。父親去世時我已經二十多歲了,人們就叫我“傻子”。現在我 年紀大了,人們就叫我“老傻子”。我的幾個兒子,人們都叫他們“小傻 子”,就這樣“傻子”名稱傳了三代。


    1972年,我改行炒瓜子,要為瓜子起一個商標名 稱,許多朋友對我說,就起“傻子”招牌吧,不要起“昌隆”和“興旺 ”等吉祥的招牌,吉祥的招牌太多了,起一個似乎有貶義的招牌,反而會給顧客留下很深的印象。這樣的例子很多,在外國有“米老鼠”和“唐老 鴨”,在中國有“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我一聽有道理,於是我 就打出了“傻子瓜子”的招牌。事實證明,我打出的這個不好聽的招牌,效 果十分理想,“傻子瓜子”暢銷全國,還多次賣到國外。如果當時採用一 個好聽的商標,未必有這麽好的業績和這麽高的知名度。1982年底我“傻子瓜子”獲得了國家註冊的商標權。


    ◆“傻子瓜子”的起步


    我五歲那年隨父親從家鄉安徽懷遠縣逃荒到蕪湖,四年之後就開始跟著父親做水果生意,一幹就是二十年。期間,每逢水果淡季我就販魚。很多人好奇的是,我為什麽退出了幹了二十年的水果生意,轉而去炒瓜子了呢?


    水果生意有一個特點,因為水果容易腐爛,我每次都不敢進太多,販一點賣一點,這樣讓我感覺很累。因此二十年下來我對這種生意厭煩了。1971年和1972年連續兩年因為氣候原因,各地水果歉收,立秋以後販不到水果,全家人生活無著。我感到不改行不行了,但是幹什麽心裏沒底。情急之下,我就去請教已經六十多歲的父親生前好友熊仁壽大伯。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小九子,你可以試著去炒瓜子啊,瓜子又不像水果那麽容易壞,可以保鮮好幾個月。你回家買口大鍋,請瓦工砌一個爐子,再到供銷社買些瓜子、桂皮、香料和食鹽等原料,明天我教你怎麽炒。”我立刻回家按照熊大伯的指點做了。


    第二天一早,熊大伯就來我家教我炒瓜子。當天,把炒的瓜子包成二百七十五小包,帶到電影院門口去賣,每包五分錢,不到兩個小時就賣完了,淨賺了8. 85元。


    炒了一段時間,有人提出我炒的瓜子沒有上海和蘇州的好吃。於是我就專門跑到上海、蘇州和北方的城市買瓜子,關回來品嚐比較,在配方上做了改進,同時增加了花色品種,炒了奶油瓜子、醬油瓜子、椒鹽瓜子和五香瓜子等五大類,共二十多個品種,既有適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適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個品種都能做到香味純正,殼仁分離,一嗑就開。我的瓜子開始在蕪湖小有名氣,人們都慕名來我家買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中國第一商販”


    真正做大還是靠引起市長的關注和新聞的宣傳。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來了四個人,為首的是分管財貿的副市長趙文波,還有《蕪湖日報》社總編輯、工商局副局長和公安局副局長。我一見這些人,心裏就忐忑不安。前幾年,我因“投機倒把”被關過兩次。這次他們是幹什麽來呢?是罰單子、逮捕我還是抄我家呢?我炒瓜子謀生,難道也犯法了?我正在揣測之時,趙副市長笑嘻嘻地伸出手來同我握手,問我生意為什麽在老百姓中評價這麽好。


    聽了這番話,我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知道不是來找我麻煩的。趙副市長在品嚐了我給他的瓜子之後說:“口味很好。要放開幹,把瓜子牌子創出來,打到各地去,為蕪湖增光!”第二天,《蕪湖日報》頭版發表了題為《貨真價實的“傻子瓜子”》的報導。就這樣,我的“傻子瓜子”在全市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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