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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四，腐敗加強了政府管製經濟的動機。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通過其對經濟活動的控製可以為自己創造利用權力謀取好處的機會，因此，政府在尋租活動中並不一定扮演一個被利用的被動角色，特別是在政府掌握經濟權力較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為了謀取私利可能會有意地“設租”，誘使私人企業向他們進貢。
除此之外，官員們謀取私利還採取降低服務質量和拖延辦事時間的方式向當事人暗示，隻有支付了額外的費用和好處之後，才能盡快解決問題。有的地方故意使行政程序和手續複雜化，以增加官員們索取“加速費”的機會;有的地方則簡單地採取拖延辦事時間的方式索賄。這兩種手段都增加了行政過程，降低了行政效率。支付“加速費”還加大了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團體的生產成本，對社會資源也是一種浪費。
既有尋租的外部刺激，又有創租的內部動力，發展中國家的尋租活動呈上升趨勢。由此帶來的官員腐敗現象，也隨之蔓延。現實表明，尋租與腐敗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似乎陷入了惡性循環。尋租活動頻繁，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被破壞，市場主體對市場機製的自律性發生了懷疑，紛紛訴諸政府，希望憑藉政府的幹預解決自己遇到的利益損失。結果造成了更多的尋租活動，不公平競爭現象也更為嚴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政府或者其他勢力任何糾正尋租現象，試圖消解“租”的努力都會受到市場扭曲中受益的社會成員的拚命抵製。既得利益者當中既有企業界人士，又有政府官員，他們聯手抵製，往往使來自政府高層或民間的反尋租努力收效甚微。
第五，腐敗的泛濫大大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腐敗造成了社會中最嚴重的不平等。個人的收入不是與其對社會的貢獻掛鉤，而是與他掌握的權力大小或者接近權力的程度成正比，按勞分配變成按“權”分配。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迅速致富，還有的人利用行賄等非法手段暴富。而這些腐敗分子靠權錢交易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卻要由全體勞動者來承擔，這是一種最令人難以容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中這種不合理現象嚴重打擊了人們通過誠實勞動獲得正當收入的積極性，並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勞動態度。
腐敗文化的形成導致官員腐敗與社會風氣變壞相互偶合，形成惡性循環，官員行為不良帶動了社會風氣變壞，社會風氣不好，又反過來成為官員腐敗進一步惡化的基礎。腐敗因此變得適應性極強，一種反腐敗政策出台不久，很快就出現了反對策，腐敗行為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法。因此，整治腐敗必須與扭轉社會風氣結合。
腐敗現象與儒家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在遠遜於西方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條件下，產生出遠較西方高度現代化後更為嚴重的腐敗現象，其官官相貪、朋比為奸、賄賂公行、賣官鬻爵、欺壓百姓的醜行不絕於史。
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歷史家昌言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汙史。中國歷史上的腐敗，是中國特定政治、文化孕育的產物;中國歷史上貪賄盛行，與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正統觀念——儒家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任何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在以強力控製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同時，必然占有或者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確認統治合法性的基本手段有二：一是宣告自己的統治符合“天意”;二是建立一套維護、鞏固政權的王道理論。
儒家文化產生的初期，並未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同。先秦時期，它同道家、墨家等百家爭鳴的學派一樣，隻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想而存在。並且儒家常常遭到道家的譏諷和攻奸，孔子的政治主張在遊說列國四處碰壁後失敗，秦時又遭到“焚書坑儒”之災。
經過秦王朝覆滅和漢高、文、景數世變遷後，統治階級很快意識到“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漢武帝時，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正式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正統理論。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儒家文化和中國封建政治有一種巨大的“親和力”，新舊王朝的更迭並未帶來意識形態的轉換，粉墨登場的新官僚體製，其內核仍然是儒家文化。
統治階級之所以選擇儒家文化作為正統理論，而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中能夠經歷王朝更迭、社會變遷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文化有利於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等級製。大一統、中央集權、等級製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三大特徵，儒家文化為封建政治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最為貼切的說明和註解。其流弊，一是禁錮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這種文化的對象，幾乎是唯一的對象，是關於當世的政治權威問題。。。。。。陰陽五行是有的，不過都是服從於政治權威的，沒有，從來沒有獨立出來過。二是培養和滋生了官場的腐敗，造成無官不貪的大染缸，隻要置身其間，幾乎無一倖免。儒家文化是官僚政治的核心，而官僚政治是儒家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現形式。
儒家文化本身並不直接滋生腐敗。如果僅僅著眼於儒家學說本身，我們很難把儒家文化與腐敗現象掛起鉤來。
除此之外，官員們謀取私利還採取降低服務質量和拖延辦事時間的方式向當事人暗示，隻有支付了額外的費用和好處之後，才能盡快解決問題。有的地方故意使行政程序和手續複雜化，以增加官員們索取“加速費”的機會;有的地方則簡單地採取拖延辦事時間的方式索賄。這兩種手段都增加了行政過程，降低了行政效率。支付“加速費”還加大了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團體的生產成本，對社會資源也是一種浪費。
既有尋租的外部刺激，又有創租的內部動力，發展中國家的尋租活動呈上升趨勢。由此帶來的官員腐敗現象，也隨之蔓延。現實表明，尋租與腐敗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似乎陷入了惡性循環。尋租活動頻繁，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被破壞，市場主體對市場機製的自律性發生了懷疑，紛紛訴諸政府，希望憑藉政府的幹預解決自己遇到的利益損失。結果造成了更多的尋租活動，不公平競爭現象也更為嚴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政府或者其他勢力任何糾正尋租現象，試圖消解“租”的努力都會受到市場扭曲中受益的社會成員的拚命抵製。既得利益者當中既有企業界人士，又有政府官員，他們聯手抵製，往往使來自政府高層或民間的反尋租努力收效甚微。
第五，腐敗的泛濫大大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腐敗造成了社會中最嚴重的不平等。個人的收入不是與其對社會的貢獻掛鉤，而是與他掌握的權力大小或者接近權力的程度成正比，按勞分配變成按“權”分配。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迅速致富，還有的人利用行賄等非法手段暴富。而這些腐敗分子靠權錢交易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卻要由全體勞動者來承擔，這是一種最令人難以容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中這種不合理現象嚴重打擊了人們通過誠實勞動獲得正當收入的積極性，並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勞動態度。
腐敗文化的形成導致官員腐敗與社會風氣變壞相互偶合，形成惡性循環，官員行為不良帶動了社會風氣變壞，社會風氣不好，又反過來成為官員腐敗進一步惡化的基礎。腐敗因此變得適應性極強，一種反腐敗政策出台不久，很快就出現了反對策，腐敗行為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法。因此，整治腐敗必須與扭轉社會風氣結合。
腐敗現象與儒家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在遠遜於西方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條件下，產生出遠較西方高度現代化後更為嚴重的腐敗現象，其官官相貪、朋比為奸、賄賂公行、賣官鬻爵、欺壓百姓的醜行不絕於史。
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歷史家昌言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汙史。中國歷史上的腐敗，是中國特定政治、文化孕育的產物;中國歷史上貪賄盛行，與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正統觀念——儒家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任何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在以強力控製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同時，必然占有或者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生產手段。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確認統治合法性的基本手段有二：一是宣告自己的統治符合“天意”;二是建立一套維護、鞏固政權的王道理論。
儒家文化產生的初期，並未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同。先秦時期，它同道家、墨家等百家爭鳴的學派一樣，隻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想而存在。並且儒家常常遭到道家的譏諷和攻奸，孔子的政治主張在遊說列國四處碰壁後失敗，秦時又遭到“焚書坑儒”之災。
經過秦王朝覆滅和漢高、文、景數世變遷後，統治階級很快意識到“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漢武帝時，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正式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正統理論。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儒家文化和中國封建政治有一種巨大的“親和力”，新舊王朝的更迭並未帶來意識形態的轉換，粉墨登場的新官僚體製，其內核仍然是儒家文化。
統治階級之所以選擇儒家文化作為正統理論，而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中能夠經歷王朝更迭、社會變遷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文化有利於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等級製。大一統、中央集權、等級製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三大特徵，儒家文化為封建政治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最為貼切的說明和註解。其流弊，一是禁錮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這種文化的對象，幾乎是唯一的對象，是關於當世的政治權威問題。。。。。。陰陽五行是有的，不過都是服從於政治權威的，沒有，從來沒有獨立出來過。二是培養和滋生了官場的腐敗，造成無官不貪的大染缸，隻要置身其間，幾乎無一倖免。儒家文化是官僚政治的核心，而官僚政治是儒家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表現形式。
儒家文化本身並不直接滋生腐敗。如果僅僅著眼於儒家學說本身，我們很難把儒家文化與腐敗現象掛起鉤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