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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社會風險最易在社會承受力最低的弱勢群體身上爆發。專家認為，國民待遇的白平等，弱勢群體的生活貧困，以及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排斥等現象，都使得弱勢群體這一龐大的隊伍中蘊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隱患，極易成為社會動盪的“火藥桶”。
所謂“弱勢群體”首先不是在物質上的“弱勢”，而是在精神上的“弱勢”，例如沒有話語權——有話不能、不敢說出口，說了也沒人理會。
弱者問題根本不會成為問題，這裏有一個“問題化”的問題：客觀上是問題，在媒體、在學術界、在決策者頭腦中卻不是問題，要成為這些人頭腦中的問題，必須經過“問題化”的過程。但是，強者把持了“問題化”的權力，隻讓自己的問題成為問題，而弱者和低層人的問題根本不可能成為問題。在“問題化”這個環節上，弱者就被剝奪了，這種剝奪比直接的剝奪還要隱蔽，讓弱者意識不到被剝奪了，讓被剝奪者心安理得——這是更深層的不公正。
為弱者服務的機構，弱者卻沒有權力製約這些機構，而眼下這些機構往往都是強者和有錢人，有話語權的人所操縱。政府本身是一個不受製約的政府，從來做的都是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
弱者僅能在虛擬空間訴說
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結構轉型和體製轉型的急劇推進，利益分化和資源積聚的態勢日益明顯。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上出現了暴富階層。據統計，這些強勢利益群體隻占中國社會總人口的16.4%，而他們擁有的資源總量卻占社會資源總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一個由農民、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失業者所構成的底層社會正在形成。城市中失業者成為令人關注的群體，改革前這個群體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位置，現在成為社會的底層。這些人大多數隻受過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工作，職業封閉，閱讀量少，文化水平低，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製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製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也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就意味著目前的失業下崗者，事實上是社會的被淘汰者，他們已經是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如果承認這些人將永遠也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甚至無法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就需要在創造邊緣性就業機會的同時，作出某些製度性的安排，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需要。
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以及底層社會的形成表明一些社會群體為改革發展所承擔的代價與應得到的補償不對等。
這要從關注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的利益訴求開始。不能僅讓弱者在虛擬空間控訴補償的不平等，而應建立製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對弱勢群體的利益關懷必須製度化。我們必須明白，發展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隻有這樣才能使公眾感受到“現有的社會製度是最好的最適宜的製度”。如果僅僅以遠期的預期收益的承諾，來表達對弱勢群體的重視和關懷，這對於急需要利益補償的民眾來說，是沒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養懶漢與權力養懶漢誰可怕
社會保障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鄭功成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不能以“養懶漢”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建設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內均是一個偽靶子，但它確實會誤導人們甚至影響政治決策。社會保障領域應該遵循這樣一條文明原則：寧願養一個懶漢或者少數懶漢，也不能讓多數人因缺乏社會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懼之中。他說自己到過不少福利國家，不僅沒有看到病態，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諧、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報》)
顯然，鄭教授這番話是有所針砭的，近來社會確實流行一種“福利養懶漢”的認識。一方麵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為由削減、延緩甚至擠占社會保障方麵的支出，或者以此為由給享受低保者設置很多嚴苛限製，規定打麻將、買電腦、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麵不少學者也論證“福利製度會養懶漢傷害社會效率，所以中國不能向西方福利製度看齊”———這種認識背景下，鄭教授“寧養少數懶漢也不讓多數人因缺乏保障而陷於生存恐懼”的原則格外讓人振聾發聵。
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許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懼”的時代，需要的是“增強營養”而非“避免營養過剩”;而且，我們的福利水平還遠未達到“誘人當懶漢”的程度，不少地方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幾個人會沒出息到因那點低保金而“不勞而獲”;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現幾個懶漢，那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價，那種懶漢是源於人性劣根而非製度弊病，不能因為臆想中幾個莫須有的懶漢而讓多數人陷入物質匱乏的生存恐懼中。何況鄭教授說了，即使那些“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國家，也沒有看到福利病態。
所謂“弱勢群體”首先不是在物質上的“弱勢”，而是在精神上的“弱勢”，例如沒有話語權——有話不能、不敢說出口，說了也沒人理會。
弱者問題根本不會成為問題，這裏有一個“問題化”的問題：客觀上是問題，在媒體、在學術界、在決策者頭腦中卻不是問題，要成為這些人頭腦中的問題，必須經過“問題化”的過程。但是，強者把持了“問題化”的權力，隻讓自己的問題成為問題，而弱者和低層人的問題根本不可能成為問題。在“問題化”這個環節上，弱者就被剝奪了，這種剝奪比直接的剝奪還要隱蔽，讓弱者意識不到被剝奪了，讓被剝奪者心安理得——這是更深層的不公正。
為弱者服務的機構，弱者卻沒有權力製約這些機構，而眼下這些機構往往都是強者和有錢人，有話語權的人所操縱。政府本身是一個不受製約的政府，從來做的都是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
弱者僅能在虛擬空間訴說
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結構轉型和體製轉型的急劇推進，利益分化和資源積聚的態勢日益明顯。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上出現了暴富階層。據統計，這些強勢利益群體隻占中國社會總人口的16.4%，而他們擁有的資源總量卻占社會資源總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一個由農民、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失業者所構成的底層社會正在形成。城市中失業者成為令人關注的群體，改革前這個群體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位置，現在成為社會的底層。這些人大多數隻受過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工作，職業封閉，閱讀量少，文化水平低，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製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製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也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就意味著目前的失業下崗者，事實上是社會的被淘汰者，他們已經是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如果承認這些人將永遠也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甚至無法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就需要在創造邊緣性就業機會的同時，作出某些製度性的安排，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需要。
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以及底層社會的形成表明一些社會群體為改革發展所承擔的代價與應得到的補償不對等。
這要從關注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的利益訴求開始。不能僅讓弱者在虛擬空間控訴補償的不平等，而應建立製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對弱勢群體的利益關懷必須製度化。我們必須明白，發展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隻有這樣才能使公眾感受到“現有的社會製度是最好的最適宜的製度”。如果僅僅以遠期的預期收益的承諾，來表達對弱勢群體的重視和關懷，這對於急需要利益補償的民眾來說，是沒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養懶漢與權力養懶漢誰可怕
社會保障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鄭功成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不能以“養懶漢”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建設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內均是一個偽靶子，但它確實會誤導人們甚至影響政治決策。社會保障領域應該遵循這樣一條文明原則：寧願養一個懶漢或者少數懶漢，也不能讓多數人因缺乏社會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懼之中。他說自己到過不少福利國家，不僅沒有看到病態，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諧、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報》)
顯然，鄭教授這番話是有所針砭的，近來社會確實流行一種“福利養懶漢”的認識。一方麵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為由削減、延緩甚至擠占社會保障方麵的支出，或者以此為由給享受低保者設置很多嚴苛限製，規定打麻將、買電腦、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麵不少學者也論證“福利製度會養懶漢傷害社會效率，所以中國不能向西方福利製度看齊”———這種認識背景下，鄭教授“寧養少數懶漢也不讓多數人因缺乏保障而陷於生存恐懼”的原則格外讓人振聾發聵。
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許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懼”的時代，需要的是“增強營養”而非“避免營養過剩”;而且，我們的福利水平還遠未達到“誘人當懶漢”的程度，不少地方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幾個人會沒出息到因那點低保金而“不勞而獲”;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現幾個懶漢，那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價，那種懶漢是源於人性劣根而非製度弊病，不能因為臆想中幾個莫須有的懶漢而讓多數人陷入物質匱乏的生存恐懼中。何況鄭教授說了，即使那些“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國家，也沒有看到福利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