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頁
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傳統政府關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人事：僱工偷懶沒有，佃戶漏租沒有，官員貪汙沒有，農民起義沒有。圍繞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經濟政策就是重農抑商。
政府知道，農業是一切財富的來源和基礎;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農業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
“革命”一詞來源於天文學和幾何學，其科學含義是“循環往復”，就象四季更替一樣。它在科學中意味著變動中的不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既是開始，又是結束。從革命的原始定義裏，我們看到了農民革命的特徵與最終宿命，永無止境，開始就是結束。
農民革命的目的——殺盡貪官汙吏，走向——建立一個新王朝，以及最終結果——封建社會繼續維持下去，決定了農民革命的性質和農民在革命中的悲劇性地位——僅僅充當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而這一切，又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農民的革命，使中國封建社會這輛破車，陷入一種周期性的震盪和規律性的循環之中。他們更換了王朝，但他們沒有能更換封建社會的軌道。如果從歷史評價角度看，農民起義與中國歷史的發展，其意義又是負麵勝於正麵。因為它不是將社會引向前進，而隻是使歷史在周期中輪轉。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文明模式裏，農民鬥爭之本身就是專製主義統治得以維護的一種手段。
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改革中的難點和熱點。中國農民為什麽貧窮?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人均耕地麵積小;二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三是小農體製與市場機製不兼容。
現代社會是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就象交通燈，六親不認，每個路人都必須服從。在今天的西方，不屬於某個社會組織的人，通常被視為“社會垃圾”。隻有了解猶如軍隊一般的西式工廠和公司的勞動紀律，才能體會出什麽是社會的“現代奴隸”，也才能懂得西方人為什麽深情地嚮往自由。中國農民並不缺少“自由”，他們缺少的是組織。他們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產力，從最根本上說，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沒有能力組織起來，離開耕地改變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中國農民靠農業致富是不可能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鄉村中國將日益步入絕境。唯一的辦法是將他們變成城市人。
歷史送給我們的機遇是短暫的，不會長久，中國需要趕在農村衰敗到崩潰之前把事情逐漸做起來，而不是任由農村的衰敗發展到崩潰。
農村取消農業稅以後，鄉村組織退出農民生產環節的事務，農民憑藉自發的組織來解決生產中的合作問題;很多人認為，農村取消農業稅以後，農村形勢一 片大好，農民自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總的來看，農民在生產環節尤其是灌溉方麵的狀況非常糟糕。一種彌散的、難以控製的、破壞性的無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長。問題的核心是農村無序的力量正在破壞著建國以來農民組織化的對未來尚存的預期。當前農村的無序，是建國以來農村社會從來未曾有過的危險力量。
“三農”肇始於這樣一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農民問題解決得好，農民是順民，農民問題解決得糟，農民是流民。中國歷代王朝都毀滅於流民之手。今天沒有“流民”這一稱謂，但有另一個稱謂叫“盲流”，實際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會就越不穩定。讀不懂農民，就讀不懂中國。失去農民，就失去了中國。毛澤東打天下的法寶就是依靠農民。
農民問題有多嚴重?問題究竟在哪裏?
首先是觀念，這是根本中的根本。觀念造成歧視，歧視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對抗，對抗造成暴亂。中國雖然是農民國家，但作為這個國家主體的農民卻處在社會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深地在每一個人心中，包括農民自己心中。
中國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對形成這種歧視觀念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古代所有的統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拚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實現;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實現。還有就是中國古代的儒、道、佛三種意識形態，骨子裏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農民。
建國以後實行的戶口政策是對農民最深重的歧視。戶口政策延續了歷代統治者把農民緊緊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農民的遷徒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莫大的限製。在戶口等級製中，農民處於金字塔的最底層。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翻了船，毛澤東的計劃經濟也在農民問題上翻了船，隻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農民真正休養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應當順應歷史潮流，整個中國的潮流是政治體製改革，農村的潮流絕對不可能遊離於中國的整體態勢之外。政治體製改革不光是黨和政府的事情，中國有八億農民，如果不把他們納入政治體製改革的軌道中，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成功了也無法生根。
在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很大，但城鄉之間腐敗的差距卻相差無幾。腐敗已經成為農村不穩定的一個亂源，尤其是製度性腐敗。腐敗在農村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兩點：一是農民負擔太重;二是權力腐敗。被腐敗鏽蝕的權力仍然是權力，這種權力必然帶來絕對性腐敗。
政府知道，農業是一切財富的來源和基礎;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農業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
“革命”一詞來源於天文學和幾何學，其科學含義是“循環往復”，就象四季更替一樣。它在科學中意味著變動中的不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既是開始，又是結束。從革命的原始定義裏，我們看到了農民革命的特徵與最終宿命，永無止境，開始就是結束。
農民革命的目的——殺盡貪官汙吏，走向——建立一個新王朝，以及最終結果——封建社會繼續維持下去，決定了農民革命的性質和農民在革命中的悲劇性地位——僅僅充當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而這一切，又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農民的革命，使中國封建社會這輛破車，陷入一種周期性的震盪和規律性的循環之中。他們更換了王朝，但他們沒有能更換封建社會的軌道。如果從歷史評價角度看，農民起義與中國歷史的發展，其意義又是負麵勝於正麵。因為它不是將社會引向前進，而隻是使歷史在周期中輪轉。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文明模式裏，農民鬥爭之本身就是專製主義統治得以維護的一種手段。
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改革中的難點和熱點。中國農民為什麽貧窮?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人均耕地麵積小;二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三是小農體製與市場機製不兼容。
現代社會是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就象交通燈，六親不認，每個路人都必須服從。在今天的西方，不屬於某個社會組織的人，通常被視為“社會垃圾”。隻有了解猶如軍隊一般的西式工廠和公司的勞動紀律，才能體會出什麽是社會的“現代奴隸”，也才能懂得西方人為什麽深情地嚮往自由。中國農民並不缺少“自由”，他們缺少的是組織。他們比西方人自由得多。
人是第一生產力，從最根本上說，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沒有能力組織起來，離開耕地改變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中國農民靠農業致富是不可能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鄉村中國將日益步入絕境。唯一的辦法是將他們變成城市人。
歷史送給我們的機遇是短暫的，不會長久，中國需要趕在農村衰敗到崩潰之前把事情逐漸做起來，而不是任由農村的衰敗發展到崩潰。
農村取消農業稅以後，鄉村組織退出農民生產環節的事務，農民憑藉自發的組織來解決生產中的合作問題;很多人認為，農村取消農業稅以後，農村形勢一 片大好，農民自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總的來看，農民在生產環節尤其是灌溉方麵的狀況非常糟糕。一種彌散的、難以控製的、破壞性的無序力量，正在快速生長。問題的核心是農村無序的力量正在破壞著建國以來農民組織化的對未來尚存的預期。當前農村的無序，是建國以來農村社會從來未曾有過的危險力量。
“三農”肇始於這樣一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農民問題解決得好，農民是順民，農民問題解決得糟，農民是流民。中國歷代王朝都毀滅於流民之手。今天沒有“流民”這一稱謂，但有另一個稱謂叫“盲流”，實際上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會就越不穩定。讀不懂農民，就讀不懂中國。失去農民，就失去了中國。毛澤東打天下的法寶就是依靠農民。
農民問題有多嚴重?問題究竟在哪裏?
首先是觀念，這是根本中的根本。觀念造成歧視，歧視造成不公平，不公平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對抗，對抗造成暴亂。中國雖然是農民國家，但作為這個國家主體的農民卻處在社會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深地在每一個人心中，包括農民自己心中。
中國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對形成這種歧視觀念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古代所有的統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拚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實現;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實現。還有就是中國古代的儒、道、佛三種意識形態，骨子裏就是愚民的，愚民首先就是愚農民。
建國以後實行的戶口政策是對農民最深重的歧視。戶口政策延續了歷代統治者把農民緊緊地捆死在土地上的思路，使農民的遷徒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莫大的限製。在戶口等級製中，農民處於金字塔的最底層。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翻了船，毛澤東的計劃經濟也在農民問題上翻了船，隻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農民真正休養生息。
真正高明的政治家應當順應歷史潮流，整個中國的潮流是政治體製改革，農村的潮流絕對不可能遊離於中國的整體態勢之外。政治體製改革不光是黨和政府的事情，中國有八億農民，如果不把他們納入政治體製改革的軌道中，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成功了也無法生根。
在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很大，但城鄉之間腐敗的差距卻相差無幾。腐敗已經成為農村不穩定的一個亂源，尤其是製度性腐敗。腐敗在農村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兩點：一是農民負擔太重;二是權力腐敗。被腐敗鏽蝕的權力仍然是權力，這種權力必然帶來絕對性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