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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多數同意原則也是大眾平等參與原則的歸宿，大眾擁有平等發言權，最後由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哪一種意見將成為公共政策的依據。
貧富差距在急劇拉大，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財富創造的結果，而是財富分配的結果。
多數人的權利優先於少數人的權利，經多數同意而產生的權力是對多數人權利的肯定。多數人的利益不可能從少數人那裏得到保障，而隻能由多數人來保證。
我們國家目前出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的缺失和失效。社會公共品是指教育、醫療、保險、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對稱、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環境保護。。。。。。這都是“社會公共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提出，中國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要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才會解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給不足、失效，這個“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進入新世紀，溫飽問題解決了。
改革的問題恰恰出在，我們沒有回到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這一職能上來。這幾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但財政的大量資金還是投入到繼續發展經濟——搞基建、拉投資、造高樓大廈、營造城市，幾乎從鄉鎮到縣到市，政府的辦公大樓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說，一個稱職的政府首先應當將財政開支大量用於義務教育等公共品上來，這一點我們恰恰很少考慮。所以我們國家的弱勢群體還是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由此看來，目前大家意見比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問題，不是什麽社會製度的問題。有的人講改革改錯了，改出資本主義方向了，這是不對的。
既然產生“社會公共品”的供給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製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了，再不加強政治體製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我們經濟體製改革走到今天，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製，不是市場指導型的。我們市場經濟自從1992年十四大確定改革目標以後，我們走了十幾年了，應該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製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在經濟中還是第一主體。現在大家有意見的，為什麽有那麽多人一夜暴富，為什麽有那麽多官員腐敗，這就是根源。
中國當下的社會需要什麽樣的政府，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政府，還是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導的政府?政府應該回到本位，不應該再站在經濟建設的第一線，與企業家打得火熱。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績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進一步深化到政治體製層麵，就可能會動搖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機製。
加入21世紀，社會前行的方向盤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少數人壟斷，不能將各種關於改革的不同意見、對現狀的不同判斷、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人群與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與製度法律的形成過程之外。民眾並非隻有接受的權利，他們還是社會行為的主體。在廣泛的共識形成之前，改革難獲前行的動力，立法也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沒有相當的民意共識，就沒有改革，更沒有立法，這應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
在一個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會，不管經過多麽充分的醞釀與討論，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識都不可能出現;即使一時出現了，其實質也不過是將反對的聲音、阻撓的力量盡可能降到最小。而現代社會公共問題的共識，本應是程序表決機製上同意的多數。
從一定意義上講，改革也是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關係的調整。因此，最終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損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會有反對的聲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彈與震盪的心理準備。改革過程也是利益關係不斷變化的過程，無論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根據社會進步和實際情況的不斷變化而不斷調整。
22.3 關於農村改革問題
中國歷屆政府沒有不鼓勵生育的，農業文明的思維邏輯是：人頭決定兵力、地力和財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盡一切辦法鼓勵生育。執政者發現不了人口壓力與執政危機、社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係。中國人口問題很不幸地驗證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達到一定的極限，戰爭、瘟疫和其他災難就會成為減少人口的最後措施，貧困也成了全體中國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
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習慣於在政治方麵找農民起義的原因。政治雖然是一個原因，當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壓力首先意味著大量多餘的勞動力，多餘的勞動力就意味著流民與饑民的增加。人口壓力還意味著勞動力的貶值，勞動力一旦貶值，即使沒有天災人禍，生活也將成為問題。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農民們再愚昧，也會選擇前者，於是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所謂的階級矛盾，首先是一個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其次才是社會公正及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三是政府對饑民的處置問題。
種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種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與低能是中國傳統政府的特色，我們常規的說法是小農經濟導致了官僚主義。還有中國政府是靠天吃飯，始終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西方商業國家是靠人吃飯，靠冒險吃飯，靠交易吃飯，民眾的素質決定了商業政府的高效與高智。
貧富差距在急劇拉大，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財富創造的結果，而是財富分配的結果。
多數人的權利優先於少數人的權利，經多數同意而產生的權力是對多數人權利的肯定。多數人的利益不可能從少數人那裏得到保障，而隻能由多數人來保證。
我們國家目前出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的缺失和失效。社會公共品是指教育、醫療、保險、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對稱、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環境保護。。。。。。這都是“社會公共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提出，中國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要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才會解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給不足、失效，這個“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進入新世紀，溫飽問題解決了。
改革的問題恰恰出在，我們沒有回到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這一職能上來。這幾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但財政的大量資金還是投入到繼續發展經濟——搞基建、拉投資、造高樓大廈、營造城市，幾乎從鄉鎮到縣到市，政府的辦公大樓都造得漂漂亮亮的。照理說，一個稱職的政府首先應當將財政開支大量用於義務教育等公共品上來，這一點我們恰恰很少考慮。所以我們國家的弱勢群體還是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由此看來，目前大家意見比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的提供問題，不是什麽社會製度的問題。有的人講改革改錯了，改出資本主義方向了，這是不對的。
既然產生“社會公共品”的供給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製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了，再不加強政治體製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我們經濟體製改革走到今天，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製，不是市場指導型的。我們市場經濟自從1992年十四大確定改革目標以後，我們走了十幾年了，應該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製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在經濟中還是第一主體。現在大家有意見的，為什麽有那麽多人一夜暴富，為什麽有那麽多官員腐敗，這就是根源。
中國當下的社會需要什麽樣的政府，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政府，還是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導的政府?政府應該回到本位，不應該再站在經濟建設的第一線，與企業家打得火熱。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績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進一步深化到政治體製層麵，就可能會動搖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機製。
加入21世紀，社會前行的方向盤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少數人壟斷，不能將各種關於改革的不同意見、對現狀的不同判斷、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人群與利益，排除在公共政策與製度法律的形成過程之外。民眾並非隻有接受的權利，他們還是社會行為的主體。在廣泛的共識形成之前，改革難獲前行的動力，立法也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沒有相當的民意共識，就沒有改革，更沒有立法，這應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
在一個利益分歧的多元化社會，不管經過多麽充分的醞釀與討論，理想化的、全民一致的共識都不可能出現;即使一時出現了，其實質也不過是將反對的聲音、阻撓的力量盡可能降到最小。而現代社會公共問題的共識，本應是程序表決機製上同意的多數。
從一定意義上講，改革也是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關係的調整。因此，最終出台的方案也可能損害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會有反對的聲音。改革者、立法者要有承受反彈與震盪的心理準備。改革過程也是利益關係不斷變化的過程，無論改革方略或立法，都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根據社會進步和實際情況的不斷變化而不斷調整。
22.3 關於農村改革問題
中國歷屆政府沒有不鼓勵生育的，農業文明的思維邏輯是：人頭決定兵力、地力和財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盡一切辦法鼓勵生育。執政者發現不了人口壓力與執政危機、社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係。中國人口問題很不幸地驗證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達到一定的極限，戰爭、瘟疫和其他災難就會成為減少人口的最後措施，貧困也成了全體中國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
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習慣於在政治方麵找農民起義的原因。政治雖然是一個原因，當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壓力首先意味著大量多餘的勞動力，多餘的勞動力就意味著流民與饑民的增加。人口壓力還意味著勞動力的貶值，勞動力一旦貶值，即使沒有天災人禍，生活也將成為問題。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農民們再愚昧，也會選擇前者，於是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所謂的階級矛盾，首先是一個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其次才是社會公正及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三是政府對饑民的處置問題。
種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種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與低能是中國傳統政府的特色，我們常規的說法是小農經濟導致了官僚主義。還有中國政府是靠天吃飯，始終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西方商業國家是靠人吃飯，靠冒險吃飯，靠交易吃飯，民眾的素質決定了商業政府的高效與高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