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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解決部門管理與地方管理之間，即“條塊”之間的矛盾，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長久之計在於通過立法的形式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職責權限。法律可以採取列舉法原則，明確哪些是中央政府專屬職責，哪些是地方政府專屬職責，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職責，避免出現“雙重管理”等責任不明的現象。
在明確事權的基礎上，按照人權、事權和財權相統一原則，授予地方政府相應的履行職責的人權、事權和財權，避免出現“中央點菜、地方埋單”和基層政府“財政空轉、負債運行”等權力與責任相脫節的現象。
克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體製障礙
一些行政部門實行省級直轄，並沒有完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問題，因為它隻是地方政府框架內的權力集中措施，沒有涉及省際協調和全國統一。
任何試圖解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努力，都不能忽視它的歷史性和複雜性。從世界上實行憲法製度到現在持續進行的世界性行政改革，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直是關鍵問題之一。它的失衡決不會簡單到隻是官員追求政績的偏執行為或者對不當得利財產的貪婪。
一些行政部門實行省級直轄，並沒有完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問題，因為它隻是地方政府框架內的權力集中措施，沒有涉及省際協調和全國統一。這一措施的積極作用，第一是在行政效能上，提高了省級範圍行政職能的統一程度，削弱乃至消除了縣、市級政府對相關縱向行政部門的實質控製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行政控製力逐級衰減和終端失效的問題;第二是在行政製度上，打破了建國以來長期實行的縣級以上各級政府職能平鋪設置和權限逐級遞減的管理結構，出現了省級政府部門的專有控製權限。它減弱了地方政府的權限，並相應提高了部門係統的權限。
省級部門直轄的新部門體製，對中央決策執行力的影響是積極的但又是有限的。積極性是消除了省級以下政府部門的消極推諉和積極偏離。有限性在於中央部門對地方部門的控製力不足，當然就不能指望自己的決策在下級得到有效的執行。職位、權限和資源構成行政控製力的三個基本內容。由於中央部門與地方部門之間原則上是業務指導關係，受到權限和資源擁有量的限製，控製遠不是有效的。
徹底解決中央行政決策在地方的行政執行力問題，涉及行政體製的整體調整和權力重構，遠遠不是幾個領域的部門直轄所能完全解決的。
不能把板子都打向地方政府
“上樑不正下樑歪”。行政執行力不力，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從中央機關和上級部門抓起。
常言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要想讓地方各級政府認真去執行政令，首先需要黨中央、國務院各部門機關做出榜樣來。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北京的一舉一動，對全國影響極大，所以不管在什麽政令和決定的執行中，北京也要發揮表率作用。
由於利益驅使，有些部門和機關不是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而是從部門利益出發，或出於某個人或某集團的利益考慮，出現了部門利益法規化。比如，前年國家審計局審出的某國家權利機關中某些人出於自身利益，從國家給西部下發的專項撥款中，挪用近1/4送給東部的近200多個單位。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時候，這種掌管財政配置權利的單位，不是站在中央政策的立場上去推動西部大開發，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權利削蝕西部大開發。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國家的一些專項經費在下達過程中一級一級被截留，比如去年我在雲南玉龍縣調查時，發現一個人均年收入隻有200—300元的村子裏，學生拿到書本費的隻有40%，這同國家報出的西部貧困地區書本費已經全免的事實有很大出入。這種地方上一級級截留專項撥款的做法，同國家某部門的做法沒有兩樣，既然中央掌權的部門都這樣去做了，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去責怪地方呢?
因此，要確保政府的執行力不被削弱，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從中央機關抓起，對發現問題的部門要嚴加懲處，要追究、問責，才能使地方上心服口服。相反把上級機關截留專項撥款作為小事放過去，就很難把地方截留作為大事去管。
防止政策東西南北一刀切。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我們的某些決定和指令出台時，常常關注更多的是發達地區的利益和發展，卻較少考慮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實際和利益。政策在東西南北一刀切，發達地區被切掉的隻是尾巴，而欠發達地區被切斷的卻是脖子和腦袋。這也是造成地區差別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與欠發達地區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原因。
例如土地的使用，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是需要有土地保證的，以前東部沿海和各大城市包括北京發展中，用掉了多少糧田，毀掉了多少“魚米之鄉”!而今嚴把土地關，雖然是必要的，但對於人口高度密集的中部地區來說，中部崛起才剛提出，發展才剛起步，若不從這一實際出發，實行一刀切的土地供應政策，要麽就會抑製中部發展，要麽就會出現違規用地現象。所以，要保證決定與政令落到實處，一定要避免政令、決定一刀切，要考慮地區差、時間差、發展水平差，更多考慮欠發達地區，更多照顧弱勢群體，改變很長時間以來出現和存在的以大壓小，以強變弱造成的不和諧。
在明確事權的基礎上，按照人權、事權和財權相統一原則，授予地方政府相應的履行職責的人權、事權和財權，避免出現“中央點菜、地方埋單”和基層政府“財政空轉、負債運行”等權力與責任相脫節的現象。
克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體製障礙
一些行政部門實行省級直轄，並沒有完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問題，因為它隻是地方政府框架內的權力集中措施，沒有涉及省際協調和全國統一。
任何試圖解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努力，都不能忽視它的歷史性和複雜性。從世界上實行憲法製度到現在持續進行的世界性行政改革，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一直是關鍵問題之一。它的失衡決不會簡單到隻是官員追求政績的偏執行為或者對不當得利財產的貪婪。
一些行政部門實行省級直轄，並沒有完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問題，因為它隻是地方政府框架內的權力集中措施，沒有涉及省際協調和全國統一。這一措施的積極作用，第一是在行政效能上，提高了省級範圍行政職能的統一程度，削弱乃至消除了縣、市級政府對相關縱向行政部門的實質控製和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行政控製力逐級衰減和終端失效的問題;第二是在行政製度上，打破了建國以來長期實行的縣級以上各級政府職能平鋪設置和權限逐級遞減的管理結構，出現了省級政府部門的專有控製權限。它減弱了地方政府的權限，並相應提高了部門係統的權限。
省級部門直轄的新部門體製，對中央決策執行力的影響是積極的但又是有限的。積極性是消除了省級以下政府部門的消極推諉和積極偏離。有限性在於中央部門對地方部門的控製力不足，當然就不能指望自己的決策在下級得到有效的執行。職位、權限和資源構成行政控製力的三個基本內容。由於中央部門與地方部門之間原則上是業務指導關係，受到權限和資源擁有量的限製，控製遠不是有效的。
徹底解決中央行政決策在地方的行政執行力問題，涉及行政體製的整體調整和權力重構，遠遠不是幾個領域的部門直轄所能完全解決的。
不能把板子都打向地方政府
“上樑不正下樑歪”。行政執行力不力，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從中央機關和上級部門抓起。
常言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要想讓地方各級政府認真去執行政令，首先需要黨中央、國務院各部門機關做出榜樣來。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北京的一舉一動，對全國影響極大，所以不管在什麽政令和決定的執行中，北京也要發揮表率作用。
由於利益驅使，有些部門和機關不是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而是從部門利益出發，或出於某個人或某集團的利益考慮，出現了部門利益法規化。比如，前年國家審計局審出的某國家權利機關中某些人出於自身利益，從國家給西部下發的專項撥款中，挪用近1/4送給東部的近200多個單位。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時候，這種掌管財政配置權利的單位，不是站在中央政策的立場上去推動西部大開發，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權利削蝕西部大開發。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國家的一些專項經費在下達過程中一級一級被截留，比如去年我在雲南玉龍縣調查時，發現一個人均年收入隻有200—300元的村子裏，學生拿到書本費的隻有40%，這同國家報出的西部貧困地區書本費已經全免的事實有很大出入。這種地方上一級級截留專項撥款的做法，同國家某部門的做法沒有兩樣，既然中央掌權的部門都這樣去做了，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去責怪地方呢?
因此，要確保政府的執行力不被削弱，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從中央機關抓起，對發現問題的部門要嚴加懲處，要追究、問責，才能使地方上心服口服。相反把上級機關截留專項撥款作為小事放過去，就很難把地方截留作為大事去管。
防止政策東西南北一刀切。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我們的某些決定和指令出台時，常常關注更多的是發達地區的利益和發展，卻較少考慮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實際和利益。政策在東西南北一刀切，發達地區被切掉的隻是尾巴，而欠發達地區被切斷的卻是脖子和腦袋。這也是造成地區差別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與欠發達地區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原因。
例如土地的使用，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是需要有土地保證的，以前東部沿海和各大城市包括北京發展中，用掉了多少糧田，毀掉了多少“魚米之鄉”!而今嚴把土地關，雖然是必要的，但對於人口高度密集的中部地區來說，中部崛起才剛提出，發展才剛起步，若不從這一實際出發，實行一刀切的土地供應政策，要麽就會抑製中部發展，要麽就會出現違規用地現象。所以，要保證決定與政令落到實處，一定要避免政令、決定一刀切，要考慮地區差、時間差、發展水平差，更多考慮欠發達地區，更多照顧弱勢群體，改變很長時間以來出現和存在的以大壓小，以強變弱造成的不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