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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和大陸經濟學家屢遭詬病的背後，凸顯了大陸改革開放20多年來所積累的一係列政治和社會問題。
經濟學之所以在大陸成為第一顯學，與大陸改革開放奉行的“漸進路線”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隨著“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為補充”的經濟政策確立，作為經濟體係和社會控製手段的計劃經濟體製土崩瓦解。在今天看來，嚴格的計劃經濟體製有一大好處，就是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和落後的行政管理能力，控製住相當程度的社會衝突。雖然喪失了通過自由市場進行個人選擇的權利，但對於習慣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國人來說，在這種平均主義麵前或多或少得到了“社會公正幻象”。
在鄧小平的“不爭論”的政策下，經濟改革基本上採取的是一種隻有指標考核而無明確係統規劃的自發摸索之路。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的改製，幾乎都是一種推倒式的由下而上的改革，這就造成了以往政府通過經濟體製進行社會控製的能力大幅度削弱或者轉為隱形控製，而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也隨之消失。與經濟改革大踏步推進相對應的是：官方對社會政治製度改革一直諱莫如深，加上上個世紀東歐劇變帶來的消極信號，對於政治體製改革的“不爭論”幾乎成為社會共識。在這個大背景下，經濟學家有著比政治學家、法學家等其他社會科學學者更多的天然話語權。
片麵強調“效率優先”的負麵後果是，造就了改革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攤的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心理失落群體。而社會保障體係則由於政策製定和實施的滯後，導致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喪失了社會福利甚至社會救濟的權利，因此失去了安全感。
這種落差，使得主流民意開始從追求發展效率，逐步轉變為追求社會公正和程序正義，甚至不乏對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平均主義的緬懷者。而主流經濟學家卻忽視了這種民意的變遷，依然奉行效率與分配分離、價值中立，並且以研究資源配置效率為己任，在兼顧公平方麵的建議和設計卻長期缺失，弱勢群體幾無代言人。
令人耽憂的是，中國社會體製改革相對經濟改革的緩步慢行，已經越加顯現出可能製約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苗頭。今天市場幾乎成為唯一一個政府控製之外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動力。對大陸經濟學家的指責，已經把公眾的憤怒引向了市場化改革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計劃經濟體製中的“社會公正幻象”已經暴露出中國改革至今，社會正義缺失所產生的一係列潛在嚴重後果。改革過程中的是是非非應該有個說法，才是今日民意真正關注的焦點。
17.5 關於收入分配問題
任何社會的經濟活動基本可以概括為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互動過程，財富如何被創造與分配，是社會進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國民收入作為財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僅關係到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而且關係到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財富增長。一個分配相對公平、合理的社會，能夠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熱情，並使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反之，則會造成社會利益格局失衡，抑製社會財富的增長潛能，並且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絕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於分配關係尚未根本理順和完善，收入分配領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
首先，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已經形成。由於中國社會二元結構的特徵，基尼係數所反映的現實狀況與一元社會有所不同，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這不僅僅是有關公平的價值判斷問題，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為製約經濟發展的因素時，收入差距擴大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縮。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開的速率非常快。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通常是在較長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或顯現出來的，往往是若幹代際轉換之後才表現得比較突出。而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幾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迅速拉開。
第三，分配秩序不規範。一方麵，大量的農民工和城鎮非正規就業者中，工資水平長期被壓低到正常勞動力價值之下，並且經常被拖欠;另一方麵，壟斷企業職工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不僅收入遠遠高於其他行業，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職務消費。此外，一些國有企業在改製中內外勾結低價處置資產，一些企業通過關係或賄賂低價獲得國有土地，以及利用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會成員“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規範，直接導致了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部分。
第四，居民財產分布差距較大。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進，城鎮居民財產分布差距也迅速擴大。
二元社會結構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因素
在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由於個人、群體創造財富的能力不同，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這是社會正常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過於懸殊，社會大多數成員不能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不僅會導致社會矛盾和衝突尖銳化，而且也會抑製經濟增長。
經濟學之所以在大陸成為第一顯學，與大陸改革開放奉行的“漸進路線”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隨著“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為補充”的經濟政策確立，作為經濟體係和社會控製手段的計劃經濟體製土崩瓦解。在今天看來，嚴格的計劃經濟體製有一大好處，就是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和落後的行政管理能力，控製住相當程度的社會衝突。雖然喪失了通過自由市場進行個人選擇的權利，但對於習慣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國人來說，在這種平均主義麵前或多或少得到了“社會公正幻象”。
在鄧小平的“不爭論”的政策下，經濟改革基本上採取的是一種隻有指標考核而無明確係統規劃的自發摸索之路。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的改製，幾乎都是一種推倒式的由下而上的改革，這就造成了以往政府通過經濟體製進行社會控製的能力大幅度削弱或者轉為隱形控製，而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也隨之消失。與經濟改革大踏步推進相對應的是：官方對社會政治製度改革一直諱莫如深，加上上個世紀東歐劇變帶來的消極信號，對於政治體製改革的“不爭論”幾乎成為社會共識。在這個大背景下，經濟學家有著比政治學家、法學家等其他社會科學學者更多的天然話語權。
片麵強調“效率優先”的負麵後果是，造就了改革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攤的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心理失落群體。而社會保障體係則由於政策製定和實施的滯後，導致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喪失了社會福利甚至社會救濟的權利，因此失去了安全感。
這種落差，使得主流民意開始從追求發展效率，逐步轉變為追求社會公正和程序正義，甚至不乏對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平均主義的緬懷者。而主流經濟學家卻忽視了這種民意的變遷，依然奉行效率與分配分離、價值中立，並且以研究資源配置效率為己任，在兼顧公平方麵的建議和設計卻長期缺失，弱勢群體幾無代言人。
令人耽憂的是，中國社會體製改革相對經濟改革的緩步慢行，已經越加顯現出可能製約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苗頭。今天市場幾乎成為唯一一個政府控製之外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動力。對大陸經濟學家的指責，已經把公眾的憤怒引向了市場化改革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計劃經濟體製中的“社會公正幻象”已經暴露出中國改革至今，社會正義缺失所產生的一係列潛在嚴重後果。改革過程中的是是非非應該有個說法，才是今日民意真正關注的焦點。
17.5 關於收入分配問題
任何社會的經濟活動基本可以概括為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互動過程，財富如何被創造與分配，是社會進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國民收入作為財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僅關係到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而且關係到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財富增長。一個分配相對公平、合理的社會，能夠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熱情，並使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反之，則會造成社會利益格局失衡，抑製社會財富的增長潛能，並且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絕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於分配關係尚未根本理順和完善，收入分配領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
首先，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已經形成。由於中國社會二元結構的特徵，基尼係數所反映的現實狀況與一元社會有所不同，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這不僅僅是有關公平的價值判斷問題，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為製約經濟發展的因素時，收入差距擴大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縮。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開的速率非常快。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通常是在較長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或顯現出來的，往往是若幹代際轉換之後才表現得比較突出。而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幾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迅速拉開。
第三，分配秩序不規範。一方麵，大量的農民工和城鎮非正規就業者中，工資水平長期被壓低到正常勞動力價值之下，並且經常被拖欠;另一方麵，壟斷企業職工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不僅收入遠遠高於其他行業，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職務消費。此外，一些國有企業在改製中內外勾結低價處置資產，一些企業通過關係或賄賂低價獲得國有土地，以及利用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會成員“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規範，直接導致了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部分。
第四，居民財產分布差距較大。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進，城鎮居民財產分布差距也迅速擴大。
二元社會結構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因素
在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由於個人、群體創造財富的能力不同，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這是社會正常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過於懸殊，社會大多數成員不能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不僅會導致社會矛盾和衝突尖銳化，而且也會抑製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