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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權力介入市場化而造成損害的各個方麵中，尤數土地和房產領域的影響最大，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
既然國內政府權力介入市場化帶來的都是負麵效應，那為什麽還在呼喚政府介入呢?
在市場化的國度裏，政府的介入還是必須的。就以房地產而言，政府應該起到的是一個監管和保障的作用，監管開發商，防止他們製造信息不對稱和剋扣行為，同時保障這個市場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實不止在房地產行業，從1998年開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醫療等帶有公共品特徵的領域市場化進程都存在著公共品供應不足的情況，變成了權力和資本在某種意義上的合謀。政府權力在這些領域的進入應該在一個好的製度下進行，比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好的製度應該是物業稅。沒有製度的保障，權力之手就變成了掠奪之手。
在教育、醫療、國企改革、住房等領域，失衡的根本無一不是在權力與市場的邊界沒有劃分清楚，但是沒有一個監管者的市場化經濟體現的是叢林原則。像教育產業，是市場化的程度出現了一些問題。教育產業的市場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應應該加強，但低收費的公立教育和補充性的私人教育應該同時存在。在這個產業裏的邊界不清就導致了尋租現象的存在，權力成為收錢的工具。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找準政府介入市場的那個邊界在哪裏。
權力邊界不清，是中國目前事實上出現邊緣人群的原因嗎?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貧富差距開始顯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麽小區、開什麽車，可以明確地標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樣，消費的單一性使人們無法界定身份，你總不能拿著自己的存摺去炫耀說你有多少錢吧，這種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會心理失衡。另外一些邊緣人群到了生活無著的程度，因此社會矛盾開始加劇。但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還是對市場化的捍衛和政府監管作用的同時存在，也就是說，既要防止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過度幹預。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官、學、商身份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機構的所長、主任、部長的頭銜，又有研究員、教授的身份，官場、商場、講堂通吃。
所謂“麵子”，就是知名度、影響力;所謂“屁股”，就是立場。
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層層疊疊的研究機構占有大量的編製和財政經費資源，各級黨委有政研室、各級政府有經濟信息中心，各職能部門也擁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它們的絕大部分工作，可以委託或者外包給黨校、大學或者社會科學院之類去做。有些官方機構人員，吃著財政俸祿，為私人利益出賣政府牌子。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的官方身份而來，他們賴以賣錢的麵子，很大程度上不屬於他本人。作為政府官員，不是向僱主出售屬於自己的智力，而是熱中於向私人資本出售並不屬於他私人的公共物品——政府招牌和政府公信力。
眾所周知，一個和諧的社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動盪的社會不利於經濟發展。如果社會的平等差距太大，就有不滿情緒擴張，甚至出現社會情緒緊張，國家動亂。
現代民主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有一個公正、公開的公共財政。現代化的國家更離不開高效能的公共財政。財政製度是國家政治經濟製度的根本所在;在國家權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的國家中，國家財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最高”屬性，就應該體現在其對國家財政的掌控上麵。
隻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才具有對國家財政款項的撥款資格，其他任何主體都不具有這一資格。作為行政機關的財政部門，隻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的財政預算的執行部門，隻能根據權力機關的撥款指令方可執行。
中國的gdp增長的40%是靠新增投資來拉動的。國家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來促進經濟發展，國家財政預算規模因而比較龐大，這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特點。
各級財政預算方案形成和通過的程序設置不合理，財政預算結構不嚴謹，財政撥付款環節的隨意、鬆弛，預算列支項目在審查過程中存在的實質上的無約束狀態，預算項目中預留的用來“埋伏”資金的渠道眾多，造成了貪汙的空間巨大。
大陸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有自己獨特的製度和方式，當是世界上少有的將政府預算神秘化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可以說大陸依然處於隱型財政時代，而且按照現在的情況觀察，前景並不樂觀。看看各地的財政報告，都非常籠統，“籠統”就意味著秘密。
當代民主體製有兩個關鍵性的環節：選民直接選舉政府領導人和委託民意代表監管政府錢袋子。引入現代預算製度的財政領域的一場革命。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的數字彙總問題，而是關係到民主製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沒有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而“看不見的政府”必然是“不負責的政府”，是不可能民主的政府。 預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見的政府”變為“看得見的政府”，看得見，人民才有可能對它進行監督。在這個意義上，預算是一種對政府和官員“非暴力的製度控製方式”。
既然國內政府權力介入市場化帶來的都是負麵效應，那為什麽還在呼喚政府介入呢?
在市場化的國度裏，政府的介入還是必須的。就以房地產而言，政府應該起到的是一個監管和保障的作用，監管開發商，防止他們製造信息不對稱和剋扣行為，同時保障這個市場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實不止在房地產行業，從1998年開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醫療等帶有公共品特徵的領域市場化進程都存在著公共品供應不足的情況，變成了權力和資本在某種意義上的合謀。政府權力在這些領域的進入應該在一個好的製度下進行，比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好的製度應該是物業稅。沒有製度的保障，權力之手就變成了掠奪之手。
在教育、醫療、國企改革、住房等領域，失衡的根本無一不是在權力與市場的邊界沒有劃分清楚，但是沒有一個監管者的市場化經濟體現的是叢林原則。像教育產業，是市場化的程度出現了一些問題。教育產業的市場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應應該加強，但低收費的公立教育和補充性的私人教育應該同時存在。在這個產業裏的邊界不清就導致了尋租現象的存在，權力成為收錢的工具。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找準政府介入市場的那個邊界在哪裏。
權力邊界不清，是中國目前事實上出現邊緣人群的原因嗎?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貧富差距開始顯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麽小區、開什麽車，可以明確地標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樣，消費的單一性使人們無法界定身份，你總不能拿著自己的存摺去炫耀說你有多少錢吧，這種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會心理失衡。另外一些邊緣人群到了生活無著的程度，因此社會矛盾開始加劇。但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還是對市場化的捍衛和政府監管作用的同時存在，也就是說，既要防止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過度幹預。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官、學、商身份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機構的所長、主任、部長的頭銜，又有研究員、教授的身份，官場、商場、講堂通吃。
所謂“麵子”，就是知名度、影響力;所謂“屁股”，就是立場。
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層層疊疊的研究機構占有大量的編製和財政經費資源，各級黨委有政研室、各級政府有經濟信息中心，各職能部門也擁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它們的絕大部分工作，可以委託或者外包給黨校、大學或者社會科學院之類去做。有些官方機構人員，吃著財政俸祿，為私人利益出賣政府牌子。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的官方身份而來，他們賴以賣錢的麵子，很大程度上不屬於他本人。作為政府官員，不是向僱主出售屬於自己的智力，而是熱中於向私人資本出售並不屬於他私人的公共物品——政府招牌和政府公信力。
眾所周知，一個和諧的社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動盪的社會不利於經濟發展。如果社會的平等差距太大，就有不滿情緒擴張，甚至出現社會情緒緊張，國家動亂。
現代民主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有一個公正、公開的公共財政。現代化的國家更離不開高效能的公共財政。財政製度是國家政治經濟製度的根本所在;在國家權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的國家中，國家財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最高”屬性，就應該體現在其對國家財政的掌控上麵。
隻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才具有對國家財政款項的撥款資格，其他任何主體都不具有這一資格。作為行政機關的財政部門，隻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的財政預算的執行部門，隻能根據權力機關的撥款指令方可執行。
中國的gdp增長的40%是靠新增投資來拉動的。國家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來促進經濟發展，國家財政預算規模因而比較龐大，這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特點。
各級財政預算方案形成和通過的程序設置不合理，財政預算結構不嚴謹，財政撥付款環節的隨意、鬆弛，預算列支項目在審查過程中存在的實質上的無約束狀態，預算項目中預留的用來“埋伏”資金的渠道眾多，造成了貪汙的空間巨大。
大陸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有自己獨特的製度和方式，當是世界上少有的將政府預算神秘化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可以說大陸依然處於隱型財政時代，而且按照現在的情況觀察，前景並不樂觀。看看各地的財政報告，都非常籠統，“籠統”就意味著秘密。
當代民主體製有兩個關鍵性的環節：選民直接選舉政府領導人和委託民意代表監管政府錢袋子。引入現代預算製度的財政領域的一場革命。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的數字彙總問題，而是關係到民主製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沒有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而“看不見的政府”必然是“不負責的政府”，是不可能民主的政府。 預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見的政府”變為“看得見的政府”，看得見，人民才有可能對它進行監督。在這個意義上，預算是一種對政府和官員“非暴力的製度控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