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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6.1 關於法治和人治
製定更多的法律和條例並不表明更多的法治，人治比法治甚至需要更多的規則。這是因為法治是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般規則發揮作用，而人治則要根據權力種種變化的需要，經常製定新法，針對具體的人和事發布命令。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權力可以不執行它不想執行的法律，致使原有的條例和法律經常失效，甚至從來就不曾生效過，隻好把停地簽發新法令。
法治和人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製度體係，它們治理的原則大不相同，實現的目的迥然相異，賴以生長的社會基礎完全兩樣，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樹上嫁接，而是要在新的土壤中長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化社會。
法治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這個社會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競爭。它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利益集團，任何一方的勢力都不能強大到絕對壓倒其他各方。法治之下，每個人、每個利益集團都放棄了給自己當法官的權利，最高統治者也必須放棄這一權力。法治之下每個公民都可以自信地堅持，除了屈服於法律而不屈服於任何人。
法治出現並不具有必然性。利益集團的競爭出現在所有社會。在中國，軍事集團為爭奪統治權而投入血與火的大海，卻沒有使它們之間出現以法律形式規定的利益共存和競爭的局麵。
排斥利益競爭最有效的手段是排斥權力競爭。當獲得利益不是依靠，而是依靠攫取時，帶有武裝性質的權力就是能帶來最大利益的資源。軍事——權力集團的統治機器通過一個有無數細小分支的總軟管連接社會的方方麵麵，依靠它輸出權力，同時又汲進利益，這使統治集團能自成體係，既居於社會之上，又對社會封閉。體係內部的權力變動就象軍隊的換防，雖然頻繁挪動位置，集中和分散，但始終不與社會發生聯繫，而隻是它的內部事務。
人治並不排斥法律，而是指它把暴力作為解決利益衝突的手段，使事情總會有利於掌握了暴力的人，它具有控製最後結果的能力。不利用任何法律、完全依靠暴力的統治幾乎是不存在的。不論是民主統治還是專製統治，都有處治謀殺、強姦、搶劫的法律。 但達到特定目的的人治之法與普遍適用的法治之法有本質的區別，後者是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法官獨立的應用法律，保證法律公正實施;而前者是行政權自己當自己的法官，表麵上的司法判決實質上仍然不過是權力判決。
在單極社會，權力精英不但難以具備法治觀念，更不具備自覺遵守法律的動機。中國王朝的人治製度實際上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形式。歷代王朝一次又一次地應對危機，克服危機，然後積累經驗修補製度缺陷。當最高權力為一個家族所壟斷並世代承襲時，它從生產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中獲得長期絕對利益，因此最高統治者有強烈的動機看好國家，改良其統治。
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依賴，就象狼對於羊群的依賴，它也需要軍事和管理上的同盟者，既要依靠農民發展生產，又這樣將軍保衛政權、官僚從事管理。在絕對利益鏈條上，人民創造利潤，提供統治者分享。但是，絕對利益總是招致造反、革命和動盪。絕對利益所形成的強烈刺激，一方麵激怒被壓迫的農民起來造反，一方麵又挑逗那些野心家對統治地位的垂涎三尺。王朝要不斷改革，以防止農民的反抗、將軍的野心和官員的腐敗。
不管多麽完善的人治，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危機，它的危機來源於少數人的絕對利益與大眾利益之間不可克服的緊張關係。再完善的人治，與法治也沒有共同之處，不論它怎樣改進，它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
由人治到法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變。對於權力的限製，法治社會表現出三個層次的約束。一是用權力抵製權力，把權力分解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機構手中;二是以法律的形式規範權力，使權力有章可循;三是多種利益集團的相互競爭，包括同一權力集團的競爭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它們形成相互監督的態勢，使任何集團都不能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一個利益集團超越法律的企圖必將受到其他利益集團的抵製。這是最根本的約束，如果沒有一個多元社會中的多種利益集團相互牽製，前兩種約束就是空話。法律不可能自動實施，它發生效力必須要有外力的約束和強製。政府掌握著對公民實施法律的強製力量，但如果沒有對政府的強製以必要的社會約束，政府就不可能對公民公正地實施法律。
對於一個社會，法治轉型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麽複雜和千頭萬緒，但它又可能遠比人們想像的困難。它的困難隻有一個，就是從權力要件中去除武力因素。權力的利益越大，對武力的依賴也越深，去除武力也就越難。當解決利益分歧禁止暴力介入時，人們就會走上法律途徑;當法律是所有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潛力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獨家工具時，社會就有了法律秩序。
中國的法治長期不被政府承認，今天一旦被承認後又被少數官員骯髒地玩弄於股掌之間，服務於私利和用於不正當的目的。法製被用作破壞法治的手段，司法被用作對抗正義的工具，這是對法治最嚴重的嘲弄和破壞，意味著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嚴重危機，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嚴重混亂。《鳳凰周刊》(05.5.15)
製定更多的法律和條例並不表明更多的法治，人治比法治甚至需要更多的規則。這是因為法治是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般規則發揮作用，而人治則要根據權力種種變化的需要，經常製定新法，針對具體的人和事發布命令。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權力可以不執行它不想執行的法律，致使原有的條例和法律經常失效，甚至從來就不曾生效過，隻好把停地簽發新法令。
法治和人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製度體係，它們治理的原則大不相同，實現的目的迥然相異，賴以生長的社會基礎完全兩樣，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樹上嫁接，而是要在新的土壤中長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化社會。
法治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這個社會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競爭。它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利益集團，任何一方的勢力都不能強大到絕對壓倒其他各方。法治之下，每個人、每個利益集團都放棄了給自己當法官的權利，最高統治者也必須放棄這一權力。法治之下每個公民都可以自信地堅持，除了屈服於法律而不屈服於任何人。
法治出現並不具有必然性。利益集團的競爭出現在所有社會。在中國，軍事集團為爭奪統治權而投入血與火的大海，卻沒有使它們之間出現以法律形式規定的利益共存和競爭的局麵。
排斥利益競爭最有效的手段是排斥權力競爭。當獲得利益不是依靠，而是依靠攫取時，帶有武裝性質的權力就是能帶來最大利益的資源。軍事——權力集團的統治機器通過一個有無數細小分支的總軟管連接社會的方方麵麵，依靠它輸出權力，同時又汲進利益，這使統治集團能自成體係，既居於社會之上，又對社會封閉。體係內部的權力變動就象軍隊的換防，雖然頻繁挪動位置，集中和分散，但始終不與社會發生聯繫，而隻是它的內部事務。
人治並不排斥法律，而是指它把暴力作為解決利益衝突的手段，使事情總會有利於掌握了暴力的人，它具有控製最後結果的能力。不利用任何法律、完全依靠暴力的統治幾乎是不存在的。不論是民主統治還是專製統治，都有處治謀殺、強姦、搶劫的法律。 但達到特定目的的人治之法與普遍適用的法治之法有本質的區別，後者是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法官獨立的應用法律，保證法律公正實施;而前者是行政權自己當自己的法官，表麵上的司法判決實質上仍然不過是權力判決。
在單極社會，權力精英不但難以具備法治觀念，更不具備自覺遵守法律的動機。中國王朝的人治製度實際上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形式。歷代王朝一次又一次地應對危機，克服危機，然後積累經驗修補製度缺陷。當最高權力為一個家族所壟斷並世代承襲時，它從生產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中獲得長期絕對利益，因此最高統治者有強烈的動機看好國家，改良其統治。
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依賴，就象狼對於羊群的依賴，它也需要軍事和管理上的同盟者，既要依靠農民發展生產，又這樣將軍保衛政權、官僚從事管理。在絕對利益鏈條上，人民創造利潤，提供統治者分享。但是，絕對利益總是招致造反、革命和動盪。絕對利益所形成的強烈刺激，一方麵激怒被壓迫的農民起來造反，一方麵又挑逗那些野心家對統治地位的垂涎三尺。王朝要不斷改革，以防止農民的反抗、將軍的野心和官員的腐敗。
不管多麽完善的人治，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危機，它的危機來源於少數人的絕對利益與大眾利益之間不可克服的緊張關係。再完善的人治，與法治也沒有共同之處，不論它怎樣改進，它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
由人治到法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變。對於權力的限製，法治社會表現出三個層次的約束。一是用權力抵製權力，把權力分解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機構手中;二是以法律的形式規範權力，使權力有章可循;三是多種利益集團的相互競爭，包括同一權力集團的競爭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它們形成相互監督的態勢，使任何集團都不能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一個利益集團超越法律的企圖必將受到其他利益集團的抵製。這是最根本的約束，如果沒有一個多元社會中的多種利益集團相互牽製，前兩種約束就是空話。法律不可能自動實施，它發生效力必須要有外力的約束和強製。政府掌握著對公民實施法律的強製力量，但如果沒有對政府的強製以必要的社會約束，政府就不可能對公民公正地實施法律。
對於一個社會，法治轉型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麽複雜和千頭萬緒，但它又可能遠比人們想像的困難。它的困難隻有一個，就是從權力要件中去除武力因素。權力的利益越大，對武力的依賴也越深，去除武力也就越難。當解決利益分歧禁止暴力介入時，人們就會走上法律途徑;當法律是所有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潛力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獨家工具時，社會就有了法律秩序。
中國的法治長期不被政府承認，今天一旦被承認後又被少數官員骯髒地玩弄於股掌之間，服務於私利和用於不正當的目的。法製被用作破壞法治的手段，司法被用作對抗正義的工具，這是對法治最嚴重的嘲弄和破壞，意味著黨和政府執政能力的嚴重危機，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嚴重混亂。《鳳凰周刊》(0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