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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紀委有這樣幾種種權力：一是有發現問題提出警告的權力;二是有立案查處問題的權力，對涉及同級黨委委員的問題有“初核權”，並報上級黨委。但有關專家稱，這一權力由於現實中的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而幾乎無法實施;三是對下級幹部問題的“初核權”、立案權及嚴重警告以下的處分權;四是對單位問題有建議權;五是在一些專項治理中的權力。
紀委的立案權和處分權如同髒躁症部門的提名權一樣，是最大的權力，也是地方大小幹部最為小心的權力。各地紀委建立了一套形式完整的紀檢網絡，負責收集大小官員不良不法行為的相關信息，官員有無貓膩，並掌握著絕大多數黨員幹部的升降予奪大權。
一個關係到現行體製成敗的關鍵問題：現在對黨政權力的監督主要依靠體製內的監督機構，如果監督機構本身也腐敗了，把監督權力當作以權謀私的資本怎麽辦?
審計、公安、檢察部門都無法監督紀委——當監督機構本身腐化時，權力監督就出現真空。這種體製下遊的真空很快會蔓延到上遊，使對權力上遊的監督形同虛設，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如果再設置新的監督機構對原來的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新機構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增加新的監督機構。如此延伸下去，需要增設的機構將無窮盡。這種鏈條每延伸一環，監督效力就減弱一分，成本卻增大一分，最後將演變成監督效力衰減到徒有其形，權力腐敗橫行無忌，監督成本卻擴大到全社會難以負荷，引發各種危機。
因此，要解決對監督機構的監督問題，不能遵循在體製內增設機構的思路。當下，中央的辦法是讓紀委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與製衡，所以雖然中央在加強對紀委的垂直領導，卻始終未同意對紀委實行垂直管理——如果紀委擺脫了同級黨委，隻服從上級紀委的領導，由於山高皇帝遠，擁有超越現行法律程序的“雙規”之權的紀委很可能成為最不受 限製的特權部門。
但這種“黨委管紀委”的體製雖然避免了紀委成為絕對強勢，卻也導致了紀委監督能力的弱化——如果腐敗與黨委領導成員有關，作為下級機構，紀委很難起到監督作用;進行利益交換才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選擇。體製內權力的互相製衡，其結果往往不是如設計者所希望的那樣走向相互監督，而是演變成利益的相互交換。
要走出“體製內權力製衡變利益勾結”的怪圈，隻能從體製外尋求突破。國內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方式似乎為此提供了成功示範。交通管理權力在交警，為防止交警濫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不當，設立了交通督察，專門監督交警的執法行為;但督察也有可能濫用權力或者腐敗，如果再遵循原來的途徑增設“督察之督察”顯然已不可取，於是一些地方輔之以交通台監督，將監督權力交給廣大司機與市民。
因此，對權力實施監督的已經不僅僅是被權力所管理的對象，同時還有在旁邊傾聽、觀看、暫時還沒有發出聲音的交通台的無數聽眾和觀眾。這種公共參與的壓力，才是監督生效的最終動力。
這種交通台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共權力監督中。如果對權力的監督能夠公開、透明進行，而不僅僅是在狹小的圈子內暗箱操作;如果民眾有公開表達、反映的渠道，那麽權力及其監督機構就被置於無數雙眼睛的監督之下。這種公眾普遍參與的監督遠比“少數人監督少數人”的體製內監督有效，因為在這裏，監督者是無法被收買。也不會腐敗，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監督的鏈條。這樣的監督機構才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灘上。
更重要的是，這種允許公眾參加的互動式隻會對官員的濫用權力和權力運用不當構成壓力，而不會防礙權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競選與言論自由模式，交通台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與力度更適合中國國情，可以與現行體製實現無縫對接，在製衡權力的同時卻不用擔心撼動現行體製。
有一句名言：“物質的力量隻有靠物質的力量才能摧毀”。將此話套用到權力問題上就是：“權力隻有靠權力來管束”。權力，靠沒有權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權力靠小權力也是管不住的;隻有權力才能管住權力，更準確地說，隻有大過、超過某種權力的權力才能管住這某種權力。
這些年，社會各方麵都在大力提倡對權力的製約和監督，監督包括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輿論監督的效力如何暫且不說;實事求是地說，群眾監督的效力卻微乎其微。這並不是群眾不想監督，不行使監督的責任，而是群眾赤手空“權”，被監督者根本不理會這種監督。所以，真正的監督隻能是上級的監督和紀委的監督。
7.15 關於學校的權力
封建科舉製度以前的選拔官員的方式，當局者的隨意性很大，常常著眼於當前利益。科舉製則是常態社會發展的先進選人製度，突破了門第的限製，一切以知識為標準，使統治層知識化，同時增加了民眾與上層的親和力。
科舉製度最重要的特點在於：一、投牒自應，讀書人不論其出身、地位、財產如何，均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二、考試定期舉行，不必等候皇帝下達詔書;三、考試嚴格，錄取與否完全取決於考試文章的優劣。
紀委的立案權和處分權如同髒躁症部門的提名權一樣，是最大的權力，也是地方大小幹部最為小心的權力。各地紀委建立了一套形式完整的紀檢網絡，負責收集大小官員不良不法行為的相關信息，官員有無貓膩，並掌握著絕大多數黨員幹部的升降予奪大權。
一個關係到現行體製成敗的關鍵問題：現在對黨政權力的監督主要依靠體製內的監督機構，如果監督機構本身也腐敗了，把監督權力當作以權謀私的資本怎麽辦?
審計、公安、檢察部門都無法監督紀委——當監督機構本身腐化時，權力監督就出現真空。這種體製下遊的真空很快會蔓延到上遊，使對權力上遊的監督形同虛設，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如果再設置新的監督機構對原來的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新機構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增加新的監督機構。如此延伸下去，需要增設的機構將無窮盡。這種鏈條每延伸一環，監督效力就減弱一分，成本卻增大一分，最後將演變成監督效力衰減到徒有其形，權力腐敗橫行無忌，監督成本卻擴大到全社會難以負荷，引發各種危機。
因此，要解決對監督機構的監督問題，不能遵循在體製內增設機構的思路。當下，中央的辦法是讓紀委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與製衡，所以雖然中央在加強對紀委的垂直領導，卻始終未同意對紀委實行垂直管理——如果紀委擺脫了同級黨委，隻服從上級紀委的領導，由於山高皇帝遠，擁有超越現行法律程序的“雙規”之權的紀委很可能成為最不受 限製的特權部門。
但這種“黨委管紀委”的體製雖然避免了紀委成為絕對強勢，卻也導致了紀委監督能力的弱化——如果腐敗與黨委領導成員有關，作為下級機構，紀委很難起到監督作用;進行利益交換才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選擇。體製內權力的互相製衡，其結果往往不是如設計者所希望的那樣走向相互監督，而是演變成利益的相互交換。
要走出“體製內權力製衡變利益勾結”的怪圈，隻能從體製外尋求突破。國內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方式似乎為此提供了成功示範。交通管理權力在交警，為防止交警濫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不當，設立了交通督察，專門監督交警的執法行為;但督察也有可能濫用權力或者腐敗，如果再遵循原來的途徑增設“督察之督察”顯然已不可取，於是一些地方輔之以交通台監督，將監督權力交給廣大司機與市民。
因此，對權力實施監督的已經不僅僅是被權力所管理的對象，同時還有在旁邊傾聽、觀看、暫時還沒有發出聲音的交通台的無數聽眾和觀眾。這種公共參與的壓力，才是監督生效的最終動力。
這種交通台模式完全可以引入普遍的公共權力監督中。如果對權力的監督能夠公開、透明進行，而不僅僅是在狹小的圈子內暗箱操作;如果民眾有公開表達、反映的渠道，那麽權力及其監督機構就被置於無數雙眼睛的監督之下。這種公眾普遍參與的監督遠比“少數人監督少數人”的體製內監督有效，因為在這裏，監督者是無法被收買。也不會腐敗，因此不需要再延伸監督的鏈條。這樣的監督機構才是真正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沙灘上。
更重要的是，這種允許公眾參加的互動式隻會對官員的濫用權力和權力運用不當構成壓力，而不會防礙權力正常的自上而下行使。比之西方的競選與言論自由模式，交通台模式自下而上的方式與力度更適合中國國情，可以與現行體製實現無縫對接，在製衡權力的同時卻不用擔心撼動現行體製。
有一句名言：“物質的力量隻有靠物質的力量才能摧毀”。將此話套用到權力問題上就是：“權力隻有靠權力來管束”。權力，靠沒有權力的人是管不住的;大權力靠小權力也是管不住的;隻有權力才能管住權力，更準確地說，隻有大過、超過某種權力的權力才能管住這某種權力。
這些年，社會各方麵都在大力提倡對權力的製約和監督，監督包括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輿論監督的效力如何暫且不說;實事求是地說，群眾監督的效力卻微乎其微。這並不是群眾不想監督，不行使監督的責任，而是群眾赤手空“權”，被監督者根本不理會這種監督。所以，真正的監督隻能是上級的監督和紀委的監督。
7.15 關於學校的權力
封建科舉製度以前的選拔官員的方式，當局者的隨意性很大，常常著眼於當前利益。科舉製則是常態社會發展的先進選人製度，突破了門第的限製，一切以知識為標準，使統治層知識化，同時增加了民眾與上層的親和力。
科舉製度最重要的特點在於：一、投牒自應，讀書人不論其出身、地位、財產如何，均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二、考試定期舉行，不必等候皇帝下達詔書;三、考試嚴格，錄取與否完全取決於考試文章的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