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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特權意識到心理脆弱
人大代表也好，官員、幹部也好，事實上都是享有一些特殊權力即“特權”的，此處之“特權”原本沒有任何貶義。但是，享有特權者如果不能謹慎地理解和對待權力，如果不是把權力用在正確的地方，而是企圖憑藉手中的特權欺壓他人，為害社會，逃避法律的約束，那麽，他就培養起了濃厚的“特權意識”，在“特權意識”的腐蝕下，他就可能從一個好幹部、好公民，“瞬間突變”成一個壞人、罪人。
堂堂“官人”因瑣屑小事或些微挫折就心理失控而激情犯罪，省人大代表侯建軍遠非第一人。在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是精神病患者的情況下，我隻能認為他們是因為極端的心理脆弱導致了極端的行為瘋狂。而他們的極端心理脆弱，又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環境大有關聯—————心理學研究表明，極度自尊導致極度自卑，而心理脆弱正是自尊與自卑的極端表現形式。
中國一向有“能上不能下”的傳統，某人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定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情況不妙，感到權力受到削弱，心理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另一種情形是，認為自己好歹也是“官人”，卻不能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便痛感萬般之憋屈與窩囊，比如司法局長感覺自己“有職無權”，省人大代表看到“一個破老頭兒也敢和我較勁”，那心理一開始肯定就是嚴重失衡的。心理脆弱發展到極致，便是覺得自己一旦為“官”，就理所應當天文地理經史子集無所不知，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能，工作學習生活娛樂一帆風順，即便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環節，也容不得有一丁點兒不順(由自尊而自卑，覺得自己官場失意，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不行”(由自卑而自尊，覺得被老頭兒挑釁，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否則就要衝冠一怒了。
以前有句名言叫“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看來，這句話得改為“嚴重的問題的教育官人”才對。要讓“官人”充分認識到，自己盡管是官員，是幹部，是人大代表，但首先“也是人”，既然是人，便難免有悲歡離合，難免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因此要有一顆平常心，不好高騖遠，不貪得無厭，不要指望特權可以“擺平”一切問題，可以“摧毀”一切障礙，不要總是奢望著比《鹿鼎記》中那個到處廣種博收的壞小子兼幸運兒韋小寶還要“生活甜蜜”，也不要整天擺出一副比“百獸之王”老虎的屁股還要凜然不可侵犯的牛×樣兒……要不然，有朝一日心理脆弱導致行為失範，恐怕連個普通人的待遇也要被剝奪了，豈不悲哉?
平均主義消滅不了特權，要消滅特權，隻有加強民主，讓“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盡早變成現實。
特權既是利益，也是麵子;有時候麵子更能襯托出權力的優越感。
沒什麽實權的部門，格外講究門麵，職工福利可以不給，辦公場所卻總弄得富麗堂皇;倒是大權在握的單位，注意力不在門麵上，辦公條件能湊合就行。
市委要錢一句話，政府要錢自己拿，人大要錢就立法，政協要錢跑爛胯。
7.14 關於紀委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種秘密狀態下成立的，起初黨員之間基本上是單線聯繫。在這種狀態下，黨內監督不可能形成一種製度;後來黨內監督逐漸製度化了，但因為缺乏透明度，所以常常流於形式。隨著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黨內腐敗 越來越嚴重的現象，黨中央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有效竭製黨內的腐敗現象，社會其他領域的腐敗也不會好轉。
在這種形式下，加強黨內監督和增強紀委的作用，擴大紀委的權力，就成為必然。紀委的改革是在其他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的情況下進行的，相對於其他方麵的改革，增強紀委的反腐敗功能是一個比較易行的路徑。中央集權有很多種形式，監督的集權是其中的一種。
改革期間腐敗行為增長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權力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在分權的同時，又未能針對這些下放的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體製。這使很多官員不但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權力，而且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也有了相當大的自由度;兩者的結合，就使其能夠相對方便地以權謀私;把受製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中央在前期的反腐敗實踐中發現，紀檢監察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受到一些因素的製約，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監督潛力，紀委的權力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所以有必要通過調整工作體製來提高其權威性。
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所以應該強調權力製衡，專製是對政黨製度的一種異化。憲法規定：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憲法又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黨與政府在體製上沒有分開，使得黨的各級機關實際上在社會的很多公共領域行使權力，黨的機關進行重大決策，參與公共管理，有些機關還直接履行管理職責。這些情況的結果是給人以“共產黨領導人民製定法律”，因此，“共產黨高於法律，黨不受法律的約束”的認識。
按照憲法的規定，“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既然如此，對中國共產黨言，是否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不是一個問題，問題隻是共產黨怎樣承擔法律責任?或者是共產黨承擔法律責任的實現形式，或者是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實現形式。但實際情況是：誰也不能向法律起訴共產黨，要起訴也隻能起訴某一級政府。而且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沒有關於共產黨犯錯誤的條款。既然沒有相應的法律條款，共產黨承擔法律責任豈不是一句空話。
人大代表也好，官員、幹部也好，事實上都是享有一些特殊權力即“特權”的，此處之“特權”原本沒有任何貶義。但是，享有特權者如果不能謹慎地理解和對待權力，如果不是把權力用在正確的地方，而是企圖憑藉手中的特權欺壓他人，為害社會，逃避法律的約束，那麽，他就培養起了濃厚的“特權意識”，在“特權意識”的腐蝕下，他就可能從一個好幹部、好公民，“瞬間突變”成一個壞人、罪人。
堂堂“官人”因瑣屑小事或些微挫折就心理失控而激情犯罪，省人大代表侯建軍遠非第一人。在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是精神病患者的情況下，我隻能認為他們是因為極端的心理脆弱導致了極端的行為瘋狂。而他們的極端心理脆弱，又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環境大有關聯—————心理學研究表明，極度自尊導致極度自卑，而心理脆弱正是自尊與自卑的極端表現形式。
中國一向有“能上不能下”的傳統，某人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定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情況不妙，感到權力受到削弱，心理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另一種情形是，認為自己好歹也是“官人”，卻不能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便痛感萬般之憋屈與窩囊，比如司法局長感覺自己“有職無權”，省人大代表看到“一個破老頭兒也敢和我較勁”，那心理一開始肯定就是嚴重失衡的。心理脆弱發展到極致，便是覺得自己一旦為“官”，就理所應當天文地理經史子集無所不知，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能，工作學習生活娛樂一帆風順，即便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環節，也容不得有一丁點兒不順(由自尊而自卑，覺得自己官場失意，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不行”(由自卑而自尊，覺得被老頭兒挑釁，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否則就要衝冠一怒了。
以前有句名言叫“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看來，這句話得改為“嚴重的問題的教育官人”才對。要讓“官人”充分認識到，自己盡管是官員，是幹部，是人大代表，但首先“也是人”，既然是人，便難免有悲歡離合，難免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因此要有一顆平常心，不好高騖遠，不貪得無厭，不要指望特權可以“擺平”一切問題，可以“摧毀”一切障礙，不要總是奢望著比《鹿鼎記》中那個到處廣種博收的壞小子兼幸運兒韋小寶還要“生活甜蜜”，也不要整天擺出一副比“百獸之王”老虎的屁股還要凜然不可侵犯的牛×樣兒……要不然，有朝一日心理脆弱導致行為失範，恐怕連個普通人的待遇也要被剝奪了，豈不悲哉?
平均主義消滅不了特權，要消滅特權，隻有加強民主，讓“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盡早變成現實。
特權既是利益，也是麵子;有時候麵子更能襯托出權力的優越感。
沒什麽實權的部門，格外講究門麵，職工福利可以不給，辦公場所卻總弄得富麗堂皇;倒是大權在握的單位，注意力不在門麵上，辦公條件能湊合就行。
市委要錢一句話，政府要錢自己拿，人大要錢就立法，政協要錢跑爛胯。
7.14 關於紀委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種秘密狀態下成立的，起初黨員之間基本上是單線聯繫。在這種狀態下，黨內監督不可能形成一種製度;後來黨內監督逐漸製度化了，但因為缺乏透明度，所以常常流於形式。隨著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黨內腐敗 越來越嚴重的現象，黨中央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有效竭製黨內的腐敗現象，社會其他領域的腐敗也不會好轉。
在這種形式下，加強黨內監督和增強紀委的作用，擴大紀委的權力，就成為必然。紀委的改革是在其他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的情況下進行的，相對於其他方麵的改革，增強紀委的反腐敗功能是一個比較易行的路徑。中央集權有很多種形式，監督的集權是其中的一種。
改革期間腐敗行為增長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權力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在分權的同時，又未能針對這些下放的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體製。這使很多官員不但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權力，而且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也有了相當大的自由度;兩者的結合，就使其能夠相對方便地以權謀私;把受製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中央在前期的反腐敗實踐中發現，紀檢監察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受到一些因素的製約，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監督潛力，紀委的權力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所以有必要通過調整工作體製來提高其權威性。
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所以應該強調權力製衡，專製是對政黨製度的一種異化。憲法規定：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憲法又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黨與政府在體製上沒有分開，使得黨的各級機關實際上在社會的很多公共領域行使權力，黨的機關進行重大決策，參與公共管理，有些機關還直接履行管理職責。這些情況的結果是給人以“共產黨領導人民製定法律”，因此，“共產黨高於法律，黨不受法律的約束”的認識。
按照憲法的規定，“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既然如此，對中國共產黨言，是否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不是一個問題，問題隻是共產黨怎樣承擔法律責任?或者是共產黨承擔法律責任的實現形式，或者是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實現形式。但實際情況是：誰也不能向法律起訴共產黨，要起訴也隻能起訴某一級政府。而且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沒有關於共產黨犯錯誤的條款。既然沒有相應的法律條款，共產黨承擔法律責任豈不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