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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就兩個意思：一是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否則說話沒有權威。二是擁有公共關懷。知識分子由於自己的專業，更由於自己的智慧與理智，在其他領域有前瞻性的認識，他的認識超脫其狹隘的專業，超脫社會，指向未來，甚至跨越國界。
中西方的知識界大都承認“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知識分子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根的階層，對這個階層來說，任何階級或等級地位都不能明白無誤地橫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
在現代社會中，知識也是一種資本，不過這種資本與貨幣資本不同，它不是實體的而是符號的;但它與貨幣資本一樣，也可以用來支配人們的收入、地位和權力。
知識分子具有啟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統既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也是中國的傳統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統也就意味著政治上的大一統，為了這個大一統的穩定，又會出現一個思想上的大一統。
秦始皇焚書坑儒使知識分子集體爬下了。李斯出了個餿主意：以吏為師。當官的或許懂得法規，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當官的可能連法規都不懂，但他們有權閹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權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從這裏發生了質的變化。先秦知識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他們可以“處士橫議”，所謂的“處士橫議”，就是言論自由。
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教育與選官製度相結合，儒學成為士人進身入仕的通途。儒學從此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傳統。自漢以後，士幾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則是道之所係，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化，目的是治國平天下。
知識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禦用化，因為儒學本身逐漸被統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實行科舉製度，幹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人生活層麵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順從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們從不討論製度本身的合理性，隻是證明現存製度的合理性。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外在規範，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科舉小橋的單一性選擇機製的確立，讀書做官逐漸內化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心理自覺，這種心理自覺，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招安情結。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思想和觀念又是唯係他們的紐帶。
知識分子與搞政治的人，為人處世的出發點與態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識分子的出發點是人類的良知、公平與正義;搞政治的人更注重黨派和政治利益。知識分子認死理，搞政治的人講策略，或者權謀。搞政治的有時堅硬如鐵，有時又軟如膠泥。隨時可以變形，可以妥協，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見，角色轉化比較自然。
知識分子往往寧折不彎，是非曲直分明。知識分子與人相處，隻看人品不講地位。知識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爾反爾，言而無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識分子的不識時務，不講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決了實際問題。而知識分子不屈不撓，寧折不彎，雖然有時於事無補，卻給後人留下作人的風範，給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隻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設法結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賣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決定幫不幫你的時候，往往要在心裏盤算對自己有沒有好處。
知識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實現;搞政治的靠知識分子裝點門麵或者調整政策;知識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難回頭去搞業務與研究。
知識分子才麵臨從勢還是從道的選擇，從勢力風光而實惠，從道貧窮而冷清;但從勢往往心靈空虛，從道則內心充實，這讓人頗費躊躇。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知識分子在從政後，官沒當明白，專業又荒廢了。
統治者總是擔心權力受到威脅，以為知識分子的意見會動搖他們的權力，這實在有些過慮。知識分子的意見如被採納，隻會對統治者有利，而不會喪失權力。相反，拒絕批評，對批評者狠下毒手，才會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權力也會失去。如果一個政權連幾句批評都承受不了，那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中國人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是開闊視野，戰勝無知，啟喚悲劇和危機意識。西方人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是有敏銳批判力和豐富創造力的社會思想家。這與中國的文化源頭有關。
眾所周知，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頭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幾家。可別小看這幾家，從春秋戰國到清末，兩千多年的光景，中國的思想就圍繞著這幾家打轉。
這幾家中，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或者當官，或者當個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閑事。法家專門研究統治術，熱衷法術勢，但不會給當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張自然無為似乎不願意與當官的沾邊。墨家講兼愛、非攻，有點哥們兒義氣的風格，但和批評當權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們的文化傳統中就有那種批評政府的東西。
中西方的知識界大都承認“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知識分子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根的階層，對這個階層來說，任何階級或等級地位都不能明白無誤地橫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
在現代社會中，知識也是一種資本，不過這種資本與貨幣資本不同，它不是實體的而是符號的;但它與貨幣資本一樣，也可以用來支配人們的收入、地位和權力。
知識分子具有啟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統既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也是中國的傳統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統也就意味著政治上的大一統，為了這個大一統的穩定，又會出現一個思想上的大一統。
秦始皇焚書坑儒使知識分子集體爬下了。李斯出了個餿主意：以吏為師。當官的或許懂得法規，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當官的可能連法規都不懂，但他們有權閹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權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從這裏發生了質的變化。先秦知識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他們可以“處士橫議”，所謂的“處士橫議”，就是言論自由。
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教育與選官製度相結合，儒學成為士人進身入仕的通途。儒學從此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儒家傳統。自漢以後，士幾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則是道之所係，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化，目的是治國平天下。
知識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禦用化，因為儒學本身逐漸被統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實行科舉製度，幹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人生活層麵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順從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們從不討論製度本身的合理性，隻是證明現存製度的合理性。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外在規範，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科舉小橋的單一性選擇機製的確立，讀書做官逐漸內化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心理自覺，這種心理自覺，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招安情結。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思想和觀念又是唯係他們的紐帶。
知識分子與搞政治的人，為人處世的出發點與態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識分子的出發點是人類的良知、公平與正義;搞政治的人更注重黨派和政治利益。知識分子認死理，搞政治的人講策略，或者權謀。搞政治的有時堅硬如鐵，有時又軟如膠泥。隨時可以變形，可以妥協，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見，角色轉化比較自然。
知識分子往往寧折不彎，是非曲直分明。知識分子與人相處，隻看人品不講地位。知識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爾反爾，言而無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識分子的不識時務，不講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決了實際問題。而知識分子不屈不撓，寧折不彎，雖然有時於事無補，卻給後人留下作人的風範，給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隻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設法結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賣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決定幫不幫你的時候，往往要在心裏盤算對自己有沒有好處。
知識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實現;搞政治的靠知識分子裝點門麵或者調整政策;知識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難回頭去搞業務與研究。
知識分子才麵臨從勢還是從道的選擇，從勢力風光而實惠，從道貧窮而冷清;但從勢往往心靈空虛，從道則內心充實，這讓人頗費躊躇。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知識分子在從政後，官沒當明白，專業又荒廢了。
統治者總是擔心權力受到威脅，以為知識分子的意見會動搖他們的權力，這實在有些過慮。知識分子的意見如被採納，隻會對統治者有利，而不會喪失權力。相反，拒絕批評，對批評者狠下毒手，才會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權力也會失去。如果一個政權連幾句批評都承受不了，那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中國人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是開闊視野，戰勝無知，啟喚悲劇和危機意識。西方人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是有敏銳批判力和豐富創造力的社會思想家。這與中國的文化源頭有關。
眾所周知，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頭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幾家。可別小看這幾家，從春秋戰國到清末，兩千多年的光景，中國的思想就圍繞著這幾家打轉。
這幾家中，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或者當官，或者當個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閑事。法家專門研究統治術，熱衷法術勢，但不會給當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張自然無為似乎不願意與當官的沾邊。墨家講兼愛、非攻，有點哥們兒義氣的風格，但和批評當權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們的文化傳統中就有那種批評政府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