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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從夏商周起，社會價值皆官本位。人一旦當了官，揚名聲、顯父母、置豪宅、買美婢、蔭子孫、入歷史。在官本位之外，還有兩條支流，一條源於商賈，一條源於隱士;這兩種人都在官場之外另找出路，不同的是一個進取，一個退縮;但在抗拒官本位的價值取向上二者是相同的。
“父母官”和“子民”的稱謂，形象地反映出我國古代的“官民關係”。當官的隻對上負責，小民們隻能仰其鼻息。這種封建特權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流毒不減。它在立法中的具體表現就是，隻重視設定公民責任，不重視設定政府責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在古代中國社會，政治權力與農民的關係同樣密切，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專製皇權的影響關係到廣大農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權君主專製體製是建立在對小農的剝削和壓榨的基礎之上的。古代中國，人民的生計，國家的財用，一切都寄託於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個專製國家機構，都是農民的勞動，土地的收穫來供養的。
國家對農民的控製與幹預，首先表現在國家利用行政手段強製束縛農民於土地之上。政治權力對農民的控製幹預，還表現在為國家對小農家庭形態的幹預上，在政治權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國社會結構中，掌握權力的國家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幹預農民的家庭形態及農民家庭的人口再生產。
一個人有機會從政，本身就有一種巨大的榮譽在其中，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無論價值觀如何不同，從政都是地位顯赫，令人嚮往的事情，即便是經濟狀況再差的地區，也絕不缺少從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會，從來就不讓從政的人在經濟上有大富大貴的可能，從政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監督，從政的人沒有特權，甚至連普通公民一樣的隱私和自由都沒有，這樣才能使從政的人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從而也平衡了沒有機會去從政的人的心態。
對官員的社會評議製度的實行，反映了社會的進步。民意與官員的去留直接掛鉤，對官員無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員應該上級考評與公眾測評相結合，過去考核幹部主要是上級領導說了算，現在逐漸轉向主要是公眾說了算。
客觀地說，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質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質量近年來明顯下降和衰退，執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現為黨和政府官員腐敗，由此引發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當前社會的一個主要矛盾，處理和解決這個矛盾是執政黨麵臨的重要任務。提高執政能力要有明確的標準，如果黨不能解決腐敗問題，談提高執政能力就是空話，就會在人民中失去信譽。人民對黨喪失信心，黨的執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決腐敗問題?從學理上說，政府腐敗是世界上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之一，理論脈絡非常清楚，就是分權製衡，建立法治;從經驗上說，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都有在一夜之間把腐敗控製住的歷史經驗，具體辦法豐富多樣。但是，從現實來說，治理腐敗卻相當困難，難在一些黨的高級官員腐敗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決心。腐敗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對腐敗的容忍，不僅是對人民福利的傷害，也是對黨的自身利益的傷害。
論到官民矛盾，中國的傳統思維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壞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亂?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辦法，分權製衡，違法必糾。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內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頂用”的辦法，核心是分權製衡。執政的人，權力相互製衡，法的權威才能上升。
中國的老百姓為什麽都關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議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熱中於議政，也未必是值得讚揚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議政的社會現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國歷史遺產的影響。王朝的一舉一動對老百姓的生計有很大影響，小百姓自然也關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國有所謂“有教無類”的傳統，小百姓可能識文斷字，可能通過考場獲得功名，由底層一躍而進入上流社會;這也使得關心國家事務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國社會的分工水平不高，相應地“政治”這個東西的專業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動有高度的專業化，而且老百姓對從事專業政治活動的人士比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會太關注政治——政治的專業化並不意味著政治的壟斷，雖然政治世家的子女會受到父母的影響，從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傳統社會，政治是壟斷的，老百姓不放心，於是大家都要關心政治。
專業化的政治也不意味著政治家不做錯事，但因為近代政治家發明了不少有利於減少錯誤的政治製度，結果就比壟斷政治要好了不少。總之，隻要政治活動的規則能讓老百姓比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熱情關心政治。在各種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件事情的專業化運作總比一群人盲目亂幹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職能過於沉重，也會導致人們過於關心政治。政治這個東西不過是為大眾提供一種公共服務。而且不應該是全部公共服務。如果政治家的目標定得很高，想解決老百姓的一切問題，那就麻煩了;這樣就會讓政治家自己感覺很緊張，而老百姓也會把自己的一切問題都推給政治家去解決。每當什麽問題沒有解決好，老百姓自然會歸罪於政治家。
“父母官”和“子民”的稱謂，形象地反映出我國古代的“官民關係”。當官的隻對上負責，小民們隻能仰其鼻息。這種封建特權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流毒不減。它在立法中的具體表現就是，隻重視設定公民責任，不重視設定政府責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在古代中國社會，政治權力與農民的關係同樣密切，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專製皇權的影響關係到廣大農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權君主專製體製是建立在對小農的剝削和壓榨的基礎之上的。古代中國，人民的生計，國家的財用，一切都寄託於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個專製國家機構，都是農民的勞動，土地的收穫來供養的。
國家對農民的控製與幹預，首先表現在國家利用行政手段強製束縛農民於土地之上。政治權力對農民的控製幹預，還表現在為國家對小農家庭形態的幹預上，在政治權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國社會結構中，掌握權力的國家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幹預農民的家庭形態及農民家庭的人口再生產。
一個人有機會從政，本身就有一種巨大的榮譽在其中，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無論價值觀如何不同，從政都是地位顯赫，令人嚮往的事情，即便是經濟狀況再差的地區，也絕不缺少從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會，從來就不讓從政的人在經濟上有大富大貴的可能，從政還要接受各種各樣的監督，從政的人沒有特權，甚至連普通公民一樣的隱私和自由都沒有，這樣才能使從政的人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從而也平衡了沒有機會去從政的人的心態。
對官員的社會評議製度的實行，反映了社會的進步。民意與官員的去留直接掛鉤，對官員無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員應該上級考評與公眾測評相結合，過去考核幹部主要是上級領導說了算，現在逐漸轉向主要是公眾說了算。
客觀地說，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質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質量近年來明顯下降和衰退，執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現為黨和政府官員腐敗，由此引發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當前社會的一個主要矛盾，處理和解決這個矛盾是執政黨麵臨的重要任務。提高執政能力要有明確的標準，如果黨不能解決腐敗問題，談提高執政能力就是空話，就會在人民中失去信譽。人民對黨喪失信心，黨的執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決腐敗問題?從學理上說，政府腐敗是世界上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之一，理論脈絡非常清楚，就是分權製衡，建立法治;從經驗上說，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都有在一夜之間把腐敗控製住的歷史經驗，具體辦法豐富多樣。但是，從現實來說，治理腐敗卻相當困難，難在一些黨的高級官員腐敗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決心。腐敗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對腐敗的容忍，不僅是對人民福利的傷害，也是對黨的自身利益的傷害。
論到官民矛盾，中國的傳統思維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壞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亂?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辦法，分權製衡，違法必糾。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內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頂用”的辦法，核心是分權製衡。執政的人，權力相互製衡，法的權威才能上升。
中國的老百姓為什麽都關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議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熱中於議政，也未必是值得讚揚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議政的社會現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國歷史遺產的影響。王朝的一舉一動對老百姓的生計有很大影響，小百姓自然也關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國有所謂“有教無類”的傳統，小百姓可能識文斷字，可能通過考場獲得功名，由底層一躍而進入上流社會;這也使得關心國家事務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國社會的分工水平不高，相應地“政治”這個東西的專業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動有高度的專業化，而且老百姓對從事專業政治活動的人士比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會太關注政治——政治的專業化並不意味著政治的壟斷，雖然政治世家的子女會受到父母的影響，從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傳統社會，政治是壟斷的，老百姓不放心，於是大家都要關心政治。
專業化的政治也不意味著政治家不做錯事，但因為近代政治家發明了不少有利於減少錯誤的政治製度，結果就比壟斷政治要好了不少。總之，隻要政治活動的規則能讓老百姓比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熱情關心政治。在各種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件事情的專業化運作總比一群人盲目亂幹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職能過於沉重，也會導致人們過於關心政治。政治這個東西不過是為大眾提供一種公共服務。而且不應該是全部公共服務。如果政治家的目標定得很高，想解決老百姓的一切問題，那就麻煩了;這樣就會讓政治家自己感覺很緊張，而老百姓也會把自己的一切問題都推給政治家去解決。每當什麽問題沒有解決好，老百姓自然會歸罪於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