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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官可享盡榮華富貴。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華別墅、行的是奧迪寶馬。
當官不會有錯。如今官員職務不高架子大，開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講話”必須認真落實。如果落實中出了問題，那肯定是下麵的問題。因為領導絕對不會有錯，如果發現領導有錯，一定是我看錯;如果我沒有看錯，一定是我的錯，才使領導犯錯;如果是領導自己的錯，隻要他不認錯，他就沒有錯;如果領導不認錯，我還堅持認為他有錯，好壞都是我的錯。總之，“領導不會有錯誤”這話絕對不會錯。
學而優則仕，以學術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取仕之道。就是現代，學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本是軍事官僚即武人集團掌控政權，原有的文官傳統被擠到後台，隻能因勢利導，以意識形態牽製、抵消、控製武人集團的極端暴力傾向。文革災難性局麵有一個組成原因——軍事官僚與左翼人文官僚的衝突。
文革與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發生改變的不僅是執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還有“吏部取吏”的擇人標準。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且不管當時執政者的具體考慮，就客觀效果而言，這是歷史的必要過渡：
1、技術官員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隔火牆。它能淡化、疏離甚至隔斷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狂熱。
2、技術官員也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橋樑。它比人文官員較能適應“從數字上管理而不是從人頭上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這一過渡完成以後，隨著民主呼聲日益強烈，歷史又會呼喚第二次過渡：法政出身的官員開始進入幹部選拔隊伍。
從歷史縱深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僅改變在朝者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在野者的知識結構。一方麵在朝者從人文官員轉變為技術官員，再接納法政官員;另一方麵，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從詩文型文人清談，過渡為隻講數字的經濟學帝國，再過渡為以政治學、法律學為主的法政型官員。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來自法政專業。
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也應該是法律主導下的經濟。法律是製衡世俗權力和協調人類關係的準繩之一。法學家參政議政，以專長服務社會，在維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濫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當前幹部製度設計下的人才取向
選人用人歷來是中國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製度績效相對較低的情況下，人的素質、取向、情緒、狀態成為影響甚至是生成“業績”的主導性因素，所謂得人者得道。
對政治、行政過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強調，本質上並不是所謂“人治”的獨有特性。事實上，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對人的依賴也是極其重大的，“人”的差別正是高度法治社會相互區別的主要因素;或者說，“法治社會”是可複製的，而“人”的差異性是複雜的、多樣化的，是難以甚至不可複製的，這正是全球多樣性和歷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選人用人方麵，強調人的差異性、明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
事實上，對人的差異性的尊重，也是對官員個人的尊重，是對官員個人素質、積極性、創造精神等內在“秉性”的尊重，而在這些內在“秉性”實際上是官員個人通過長期的修養和磨練才能獲得的。因此，在選任方麵，解放思想、破除諸種形式的學歷、資格迷信，戒除形式主義，實事求是，鼓勵人格和作風的多樣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選拔出優秀人才，同時更能夠推動政府素質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資本的投入產出理論，官員優秀的稟賦的形成也是官員個人和社會資源大量投入的結果，政府應當對這種凝聚了大量有形無形價值的稟賦給予相應的回報個鼓勵，才能夠換取更多的官員在此方麵的繼續投入，從而最終實現政府素質的提高。相反，如果對此種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麵的價值視而不見，而僅僅採用一些硬性、顯性、格式化、條文化的標準，則不僅會模糊不同官員之間的差異，而且會在客觀上導致濫竽充數、弄虛作假現象的泛濫和正常化，同時由於“劣幣驅逐良幣”規則的作用，更會加劇官場生態的惡化，使官員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為做派進一步卑俗化、野蠻化甚至黑社會化。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選人用人標準。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調整通常意味著官員的輪換，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這種情況的形象化描寫。現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幾年一輪的政治選舉，實際上也是以政治領導人的替換而實現對政策的重新選擇和確認。因此，政策的轉換、調整伴隨著以官員的整體性更換是人類政治和行政的常態，這既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員對政策、對公共利益負責任的具體表現。這種官員任職與特定政策之間的總體“同進退關係”反映了官員的責任意識、職業道德和其對自身局限性的認同。
顯然，隻有當官員個人的職業前程與具體政策的成敗得失息息相關的時候，政府、官員對政策長可能是設身處地、認真負責的，公眾才可能得到負責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謂的“責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夠產生。因此，本質上說，隻有實現了官員與具體的政策同進退、隻有實現了政策製定和實施的“責任製”，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和切實履行“責任製”的官員體製才可能出現。
當官不會有錯。如今官員職務不高架子大，開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講話”必須認真落實。如果落實中出了問題，那肯定是下麵的問題。因為領導絕對不會有錯，如果發現領導有錯，一定是我看錯;如果我沒有看錯，一定是我的錯，才使領導犯錯;如果是領導自己的錯，隻要他不認錯，他就沒有錯;如果領導不認錯，我還堅持認為他有錯，好壞都是我的錯。總之，“領導不會有錯誤”這話絕對不會錯。
學而優則仕，以學術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取仕之道。就是現代，學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本是軍事官僚即武人集團掌控政權，原有的文官傳統被擠到後台，隻能因勢利導，以意識形態牽製、抵消、控製武人集團的極端暴力傾向。文革災難性局麵有一個組成原因——軍事官僚與左翼人文官僚的衝突。
文革與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發生改變的不僅是執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還有“吏部取吏”的擇人標準。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且不管當時執政者的具體考慮，就客觀效果而言，這是歷史的必要過渡：
1、技術官員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隔火牆。它能淡化、疏離甚至隔斷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狂熱。
2、技術官員也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橋樑。它比人文官員較能適應“從數字上管理而不是從人頭上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這一過渡完成以後，隨著民主呼聲日益強烈，歷史又會呼喚第二次過渡：法政出身的官員開始進入幹部選拔隊伍。
從歷史縱深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僅改變在朝者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在野者的知識結構。一方麵在朝者從人文官員轉變為技術官員，再接納法政官員;另一方麵，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從詩文型文人清談，過渡為隻講數字的經濟學帝國，再過渡為以政治學、法律學為主的法政型官員。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來自法政專業。
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也應該是法律主導下的經濟。法律是製衡世俗權力和協調人類關係的準繩之一。法學家參政議政，以專長服務社會，在維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濫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當前幹部製度設計下的人才取向
選人用人歷來是中國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製度績效相對較低的情況下，人的素質、取向、情緒、狀態成為影響甚至是生成“業績”的主導性因素，所謂得人者得道。
對政治、行政過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強調，本質上並不是所謂“人治”的獨有特性。事實上，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對人的依賴也是極其重大的，“人”的差別正是高度法治社會相互區別的主要因素;或者說，“法治社會”是可複製的，而“人”的差異性是複雜的、多樣化的，是難以甚至不可複製的，這正是全球多樣性和歷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選人用人方麵，強調人的差異性、明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
事實上，對人的差異性的尊重，也是對官員個人的尊重，是對官員個人素質、積極性、創造精神等內在“秉性”的尊重，而在這些內在“秉性”實際上是官員個人通過長期的修養和磨練才能獲得的。因此，在選任方麵，解放思想、破除諸種形式的學歷、資格迷信，戒除形式主義，實事求是，鼓勵人格和作風的多樣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選拔出優秀人才，同時更能夠推動政府素質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資本的投入產出理論，官員優秀的稟賦的形成也是官員個人和社會資源大量投入的結果，政府應當對這種凝聚了大量有形無形價值的稟賦給予相應的回報個鼓勵，才能夠換取更多的官員在此方麵的繼續投入，從而最終實現政府素質的提高。相反，如果對此種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麵的價值視而不見，而僅僅採用一些硬性、顯性、格式化、條文化的標準，則不僅會模糊不同官員之間的差異，而且會在客觀上導致濫竽充數、弄虛作假現象的泛濫和正常化，同時由於“劣幣驅逐良幣”規則的作用，更會加劇官場生態的惡化，使官員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為做派進一步卑俗化、野蠻化甚至黑社會化。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選人用人標準。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調整通常意味著官員的輪換，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這種情況的形象化描寫。現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幾年一輪的政治選舉，實際上也是以政治領導人的替換而實現對政策的重新選擇和確認。因此，政策的轉換、調整伴隨著以官員的整體性更換是人類政治和行政的常態，這既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員對政策、對公共利益負責任的具體表現。這種官員任職與特定政策之間的總體“同進退關係”反映了官員的責任意識、職業道德和其對自身局限性的認同。
顯然，隻有當官員個人的職業前程與具體政策的成敗得失息息相關的時候，政府、官員對政策長可能是設身處地、認真負責的，公眾才可能得到負責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謂的“責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夠產生。因此，本質上說，隻有實現了官員與具體的政策同進退、隻有實現了政策製定和實施的“責任製”，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和切實履行“責任製”的官員體製才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