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領導人的上述舉動並不意味著他們打算改邪歸正，而是在社會危機和人民不滿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時所採取的伎倆，其目地還是為了平息民憤，緩和矛盾，進而鞏固中共邪惡政權。中共新執掌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時代亦受到過迫害，因此有採取溫和政策的傾向，但底線是中共的政權不能被顛覆或受到任何威脅─哪怕它是邪惡的。在對待右派問題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麵，五名中央級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運動在根本上並沒有錯;同時也向黨內外昭示：採取任何方式對中共政權提出批評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麵，中共又對“反右”運動中的擴大化做了“檢討”，並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買人心。而善良的中國人除了“感恩戴德”，並未認真的思索究竟是什麽讓他們陷入了深淵，中共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在不久後對民主人士的鎮壓，再次表明，中共剛剛更迭的領導人與以往在本質上並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被中共史學家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鄧在會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鄧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
此外，會議提出了要加強經濟建設。此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潮流。會上還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而鄧當年恰恰是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單牆壁上出現的呼籲民主的口號和街頭出現的民主運動，亦因受到該平反事件的鼓勵，而表達了更加強烈的民主願望。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製和民主政治製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民主運動也從北京擴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會城市。而數百萬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更表現出了一種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他們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領導。這一民主運動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比如魏京生。當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魏京生，並根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明確禁止在“西單牆”和規定範圍之外張貼大字所報和小字報。“西單民主牆”不復存在。而作為最高領導的鄧小平稱這些民主人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犯罪分子”，指責他們恢復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十四次會議上，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1年，作家白樺寫的《苦戀》受到批評，被指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中共藉此開展了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中共的鎮壓下，一度興旺的民主運動沉寂了，很多民運的領導者被送進了監獄。而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民眾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的事實。
歷史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民眾的漠然，表明了他們對中共專製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進一步提升了鄧的形象。2月，因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同時，已在事實上成功執掌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共領導層的更換，即所有領導人都換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此後，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辭去總理之職，由趙紫陽接任。華在一年後又辭去了中共黨主席之職，隻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在這次會議上，鄧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2 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鄧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及中共黨的人事變動。正式廢除了中共黨的主席一職，胡耀邦被確認為中共的新領袖----- -雖然事實上真正的最高“領袖”是寧願在幕後指揮的鄧小平。鄧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此後，無論中共前台的領導人如何的更迭，但都聽命於鄧。按照中共的說法，鄧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亦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出現。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卻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和毛後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挽救中共政權的頹勢，除了提出經濟改革、以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外，還麵臨著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此問題上似乎麵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麵，隻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麵，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象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出於上述考慮，在1980年夏起草關於如何評價毛的檔時，鄧小平定下了基調：“我們不會象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為了欺騙民眾，為了使中共政權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不得不把一個屠殺了幾千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舊懸掛在中共的所謂“聖壇”上。可見，其根本的考慮還是中共和自身的權力，而非什麽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點上看，鄧與毛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鄧下令軍隊開槍屠殺學生的惡行也就不難找到根源了。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於1981年對毛作出所謂“正式評價”前，由於中共採取的一係列行動和輿論的導向，對毛的批評也已經是半公開化了。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被中共史學家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鄧在會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鄧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
此外，會議提出了要加強經濟建設。此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潮流。會上還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而鄧當年恰恰是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單牆壁上出現的呼籲民主的口號和街頭出現的民主運動，亦因受到該平反事件的鼓勵，而表達了更加強烈的民主願望。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製和民主政治製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民主運動也從北京擴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會城市。而數百萬從農村返城的知識青年更表現出了一種不妥協的反抗精神，他們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領導。這一民主運動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比如魏京生。當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判魏京生，並根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明確禁止在“西單牆”和規定範圍之外張貼大字所報和小字報。“西單民主牆”不復存在。而作為最高領導的鄧小平稱這些民主人士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犯罪分子”，指責他們恢復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屆全國人大十四次會議上，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1981年，作家白樺寫的《苦戀》受到批評，被指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中共藉此開展了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在中共的鎮壓下，一度興旺的民主運動沉寂了，很多民運的領導者被送進了監獄。而更為可怕的是，中國民眾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的事實。
歷史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學會尊重事實、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契機。但是，中共並沒有改變其邪惡的本性和一貫的作法。而民眾的漠然，表明了他們對中共專製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進一步提升了鄧的形象。2月，因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同時，已在事實上成功執掌最高領導權的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共領導層的更換，即所有領導人都換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會召開。胡耀邦當選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政治局常委。此後，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辭去總理之職，由趙紫陽接任。華在一年後又辭去了中共黨主席之職，隻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頭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澤東作出了官方評價。在這次會議上，鄧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2 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鄧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及中共黨的人事變動。正式廢除了中共黨的主席一職，胡耀邦被確認為中共的新領袖----- -雖然事實上真正的最高“領袖”是寧願在幕後指揮的鄧小平。鄧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此後，無論中共前台的領導人如何的更迭，但都聽命於鄧。按照中共的說法，鄧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亦在這次會議上首次出現。
中共徹底否定文革卻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為了挽救文革和毛後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挽救中共政權的頹勢，除了提出經濟改革、以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外，還麵臨著如何評價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此問題上似乎麵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麵，隻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麵，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象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出於上述考慮，在1980年夏起草關於如何評價毛的檔時，鄧小平定下了基調：“我們不會象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為了欺騙民眾，為了使中共政權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不得不把一個屠殺了幾千萬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舊懸掛在中共的所謂“聖壇”上。可見，其根本的考慮還是中共和自身的權力，而非什麽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點上看，鄧與毛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鄧下令軍隊開槍屠殺學生的惡行也就不難找到根源了。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於1981年對毛作出所謂“正式評價”前，由於中共採取的一係列行動和輿論的導向，對毛的批評也已經是半公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