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毛希望藉此運動打倒、負責國家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圖。6月，他們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各個高校，希望將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麵的考慮。一、盡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的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沖亂鬥。二、學生們的亂沖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製的局麵，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於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製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閑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
“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晗”、“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 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麵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夥。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
第二階段：1966年8-9月 “紅色恐怖”狂潮和破“四舊”
當毛髮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與他的原意大相逕庭的第二次“反右” 時，他斷然採取了措施。1966年7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組。8月5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製訂了“十六條”。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依舊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 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權威” 。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打算製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是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隻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的異己。而“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莫大的功用。
8月18號，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檢閱。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在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準備行動了。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製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閑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
“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晗”、“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 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麵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夥。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
第二階段：1966年8-9月 “紅色恐怖”狂潮和破“四舊”
當毛髮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與他的原意大相逕庭的第二次“反右” 時，他斷然採取了措施。1966年7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組。8月5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製訂了“十六條”。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依舊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 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權威” 。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打算製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是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隻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的異己。而“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莫大的功用。
8月18號，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檢閱。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在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準備行動了。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