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中共對文革的否定隻是說毛錯誤的發動了文革，犯了“左傾”錯誤。此外，中共從不曾對六六年“資反路線”迫害無辜群眾有所反省，從不曾對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計劃的殺伐作過懺悔。非但沒有，而且還在繼承著其一貫的惡行。為了更加清楚的說明文革到底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了怎樣的災難，本篇將採用文革三年的說法。由於這段歷史事件十分繁雜，本篇將按照事件順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幫、反幹擾、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六六年秋冬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鎮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接著便是在全國逐漸鋪開、持續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階級隊伍” ，從而把文革轉為單純鎮壓民眾的法西斯狂潮。
* 起因
前文已經講過，大躍進使毛澤東在黨內遭到了公開批評。雖然毛在廬山會議上運用政治手腕壓製了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但毛已然意識到黨內支持這些人的力量遠遠超出其預想。在文藝界，還出現了以隱喻筆法抨擊毛，但受到劉少奇等人保護的作品，比如吳晗的“海瑞罷官” 。該劇歌頌了明朝被皇帝罷黜的清官海瑞。這不能不讓毛聯想到直言不諱的彭德懷。而在毛此後不久發動的四清和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首的一些中共黨人的分歧趨於激烈和公開化。毛甚至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久，毛認為單靠黨內力量已
經不足以打倒對手，他決定利用黨外力量發動對他的支持，進而整垮對手。而60初以來對毛的“神化運動”幫助毛順利的達到了目地。
*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隻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製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 ，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隻有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 “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麵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準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 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
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隻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 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麵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
紅衛兵運動
(1966年5月-12月)
毛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肅清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五一六通知》為契機，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最先響應其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
第一階段：1966年5-7月 學生運動的肇始
1966 年5月25日，北大哲學係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製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 。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裏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幫、反幹擾、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六六年秋冬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鎮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接著便是在全國逐漸鋪開、持續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階級隊伍” ，從而把文革轉為單純鎮壓民眾的法西斯狂潮。
* 起因
前文已經講過，大躍進使毛澤東在黨內遭到了公開批評。雖然毛在廬山會議上運用政治手腕壓製了提出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但毛已然意識到黨內支持這些人的力量遠遠超出其預想。在文藝界，還出現了以隱喻筆法抨擊毛，但受到劉少奇等人保護的作品，比如吳晗的“海瑞罷官” 。該劇歌頌了明朝被皇帝罷黜的清官海瑞。這不能不讓毛聯想到直言不諱的彭德懷。而在毛此後不久發動的四清和反右傾運動中，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首的一些中共黨人的分歧趨於激烈和公開化。毛甚至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久，毛認為單靠黨內力量已
經不足以打倒對手，他決定利用黨外力量發動對他的支持，進而整垮對手。而60初以來對毛的“神化運動”幫助毛順利的達到了目地。
*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隻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製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 ，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隻有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 “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麵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準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 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
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隻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 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麵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
紅衛兵運動
(1966年5月-12月)
毛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肅清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五一六通知》為契機，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最先響應其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
第一階段：1966年5-7月 學生運動的肇始
1966 年5月25日，北大哲學係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製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 。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裏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