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
對於毛的姿態，曾經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深表懷疑。但是善於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動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布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還特地於4月30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製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5月2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麽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種作法使還沒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再一次上了當。但是，還是有一些知識份子分子對中共保持了應有的警惕。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陽謀》一書的某些資料：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麵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隻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裏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回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麵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藉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係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見，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殘酷已經讓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的知識份子禁若寒蟬。
當時的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的憂慮，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係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製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但是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而羅隆基亦為此付出了代價，成為日後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車廂鳴放時期
在毛和中共的溫和的姿態和循循善誘中，許多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疑慮，開始真誠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陽謀》中記述了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群得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還有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復旦大學法律係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隻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肅反問題上，鳴放隻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隻是在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
其次，一些人還提出了胡風問題，認為胡風並不是反革命，應該予以平反。對胡風案講得最直截了當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麽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第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麽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芋k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麽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 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
對於毛的姿態，曾經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深表懷疑。但是善於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動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布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還特地於4月30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製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5月2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麽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種作法使還沒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再一次上了當。但是，還是有一些知識份子分子對中共保持了應有的警惕。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陽謀》一書的某些資料：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麵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隻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裏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回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麵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藉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係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見，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殘酷已經讓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的知識份子禁若寒蟬。
當時的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的憂慮，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係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製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但是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而羅隆基亦為此付出了代價，成為日後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車廂鳴放時期
在毛和中共的溫和的姿態和循循善誘中，許多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疑慮，開始真誠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陽謀》中記述了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群得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還有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復旦大學法律係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隻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肅反問題上，鳴放隻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隻是在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
其次，一些人還提出了胡風問題，認為胡風並不是反革命，應該予以平反。對胡風案講得最直截了當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麽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第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麽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芋k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麽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 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