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肅反運動，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1956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隻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隻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隻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製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注釋，《上林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製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注釋，《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為什麽會一下子“揪出”那麽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中共不僅經濟上搞計劃經濟，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建國後，毛搞的諸多運動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是他的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鬥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批判胡風思想以及肅反運動後，毛領導下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的控製權。
反右運動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了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
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
* 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史達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史達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由於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份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沈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麽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麵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布“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麵引，將 “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隻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隻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製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注釋，《上林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製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注釋，《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為什麽會一下子“揪出”那麽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中共不僅經濟上搞計劃經濟，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建國後，毛搞的諸多運動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是他的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鬥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批判胡風思想以及肅反運動後，毛領導下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的控製權。
反右運動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了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髮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
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
* 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史達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史達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由於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份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沈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麽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麵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布“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麵引，將 “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