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蔣介石對抗戰有著必勝的信心，是基於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預見性。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隻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隻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隻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而後來事實的發展正如其所料。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在全麵抗戰中的運用
正是因為蔣介石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抗戰的持久性有著必要的精神和軍事準備，因此當日本於1937年7月7日全麵侵華開始，國民黨以弱小之軀頑強進行了八年抵抗。在這八年中的軍事戰略，亦執行了持久戰的總戰略，為最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麵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其後，蔣又在11月11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當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6月3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
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餘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製消耗敵人。”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堅決和主動的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的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滅亡中國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消滅中國時，竟又發起了“和平攻勢”，但為蔣所堅決拒絕。 1937年12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隻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攻陷南京後，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麵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使國民黨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慾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敵人慾以“文攻”滅亡中國的陰謀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簡言之，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大陸人所盡知的毛澤東於 1938年5月發表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其主旨恰恰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地。中共的野心隨處可見。
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爆發
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給了中共以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於1935年10月來到了易守難攻的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而此時，蠢蠢欲動的日本利用西方大國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挑釁採取的姑息態度，準備發動對中國的全麵侵略戰爭。西安事變的爆發，更加促使日本決定盡早採取侵華行動。
1937 年7月7日夜，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步兵在盧溝橋附近同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內中國守軍發生軍事衝突。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麵侵華戰爭從此展開。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陸軍第廿九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全團官兵對日本侵略軍予以迎頭痛擊：麵對現代化優勢、輕重武器和精良裝備數倍於己的侵略者，中國官兵以大刀片和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以血肉之軀沖向敵人，短兵相接，殺聲震天，把日寇殺得屍橫橋頭沙灘，又一次譜寫了政府軍的抗日壯歌。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隻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隻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隻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而後來事實的發展正如其所料。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在全麵抗戰中的運用
正是因為蔣介石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抗戰的持久性有著必要的精神和軍事準備，因此當日本於1937年7月7日全麵侵華開始，國民黨以弱小之軀頑強進行了八年抵抗。在這八年中的軍事戰略，亦執行了持久戰的總戰略，為最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麵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其後，蔣又在11月11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當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6月3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
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餘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製消耗敵人。”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堅決和主動的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的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滅亡中國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消滅中國時，竟又發起了“和平攻勢”，但為蔣所堅決拒絕。 1937年12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隻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攻陷南京後，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麵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使國民黨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慾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敵人慾以“文攻”滅亡中國的陰謀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簡言之，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大陸人所盡知的毛澤東於 1938年5月發表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其主旨恰恰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地。中共的野心隨處可見。
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爆發
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給了中共以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於1935年10月來到了易守難攻的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而此時，蠢蠢欲動的日本利用西方大國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挑釁採取的姑息態度，準備發動對中國的全麵侵略戰爭。西安事變的爆發，更加促使日本決定盡早採取侵華行動。
1937 年7月7日夜，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步兵在盧溝橋附近同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內中國守軍發生軍事衝突。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麵侵華戰爭從此展開。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陸軍第廿九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全團官兵對日本侵略軍予以迎頭痛擊：麵對現代化優勢、輕重武器和精良裝備數倍於己的侵略者，中國官兵以大刀片和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以血肉之軀沖向敵人，短兵相接，殺聲震天，把日寇殺得屍橫橋頭沙灘，又一次譜寫了政府軍的抗日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