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製定和頒布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製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製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係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係列經濟法製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製改為選舉製。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分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進行謾罵，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全麵抗戰前的軍事準備
早在日本於30年代初侵略中國東北時，蔣介石就開始著手進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準備，並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戰”思想。
首先，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供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
其次，因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和日本間的實力差距有著充分的認識，所以蔣介石在“九一八” 事變後，採取了“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 蔣介石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時，蔣介石對日本全麵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戰爭的持久性也早有預見。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蔣還早在1932年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麵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1935年8月有信心的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隻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製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於對日本全麵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作戰持久性的認識，蔣介石下令以建設為本，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積極準備抗戰。即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麵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麵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麵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麵。一是正麵，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麵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麵，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穀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
其三、與西南地方勢力修好，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麵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 1934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1935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的準備。當時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
第四，有了必要的準備，蔣介石還有著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餘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的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9月20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製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製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係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係列經濟法製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製改為選舉製。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分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進行謾罵，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全麵抗戰前的軍事準備
早在日本於30年代初侵略中國東北時，蔣介石就開始著手進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準備，並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戰”思想。
首先，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供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
其次，因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和日本間的實力差距有著充分的認識，所以蔣介石在“九一八” 事變後，採取了“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 蔣介石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時，蔣介石對日本全麵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戰爭的持久性也早有預見。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蔣還早在1932年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麵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1935年8月有信心的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隻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製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於對日本全麵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作戰持久性的認識，蔣介石下令以建設為本，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積極準備抗戰。即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麵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麵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麵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麵。一是正麵，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麵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麵，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穀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
其三、與西南地方勢力修好，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麵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 1934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1935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的準備。當時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
第四，有了必要的準備，蔣介石還有著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餘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的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9月20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