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以往對外的“以夷製夷” 的策略為“師夷長技以製夷” 的策略取代。從1861年開始，在奕訢的主持下，中國在外交，財政，教育以及軍事等領域發起了一場“洋務運動” 。主要內容是引進西方工業機械和科學技術，建立本土的軍事、民用工業和發展近代交通、通訊設施，創建使用西方軍事裝備的軍隊等。
首先，清政府於1861年3月為辦理“洋務”( 外交事務) 設立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由奕訢任總理大臣，但對外決策仍由慈禧最終裁定。它不僅掌管清政府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處理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軍備建設，建立新式學校，興建鐵路，礦山等方麵的事情。總理衙門下設獨立公所，包括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機構，分別處理相關事務。該衙門是中國兩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對外事務的中央機構，其設立的主要目地是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創辦近代工業等。
鑑於通商口岸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清政府還設置了南北通商大臣兩職代替原先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們後來分別專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通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
在海關稅務方麵，1858年底，清廷與英、法、美簽訂了新的通商章程，其中有邀請外人幫辦稅務和對各口劃一辦理的規定。藉此，列強將不少外人安插進各口海關擔任稅務司和其他職務，掌握了中國海關的行政權，英人的權勢尤盛。由於這些海關能夠向清政府持續提供比以往大為增加的收入，其中的外籍管理人員得到了洋務派官員的信任。1859年，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委派英人李泰國擔任總轄海關事務的“總稅務司”。1861年，清廷正式授予李泰國對各口岸海關的總轄權。1863年，羅伯特?赫德接替李泰國擔任總稅務司。1865年，總稅務司由上海移至北京辦公，總稅務司署也設立了。總稅務司雖隸屬總理衙門，權力也由清廷授予，實則不受中方轄製。
雖然清廷能從總稅務司獲得正常的海關收入，但中國海關主權的喪失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德長期擔任總稅務司，對清廷頗具影響。朝廷大員們不僅在海關問題上對其十分信任，在其他問題尤其是涉外問題上也時常諮詢。
其次，清政府決定派員出國考察。隨著對外關係的開展，清廷向西洋派遣使節也日益顯得必要，但它覺得缺乏合適的人選，對清使覲見外國君主時行何禮節也不無顧慮。“行跪拜禮則有礙尊嚴，不行跪拜禮又將予外使將來見清帝時拒行跪拜以藉口。”
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在向奕訢請假時，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去西方考察。奕訢向慈禧奏請獲得同意後，派斌椿等四人去西方考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府官員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
斌椿在歐洲遊歷了110多天，訪問了英國，法國，丹麥，瑞典，芬蘭，普魯士等十幾個國家。回到北京後，他記錄下他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的科技和文明，包括火車，輪船，電報，攝影，蒸汽機，顯微鏡等，以及他看到的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和法國的凡爾賽宮等。他的記錄為當時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子，但他並非一名使節。
1867年，麵對列強的又一次修約要求，清廷認為有必要派使出洋，但人選和禮儀等問題依然令其困擾。這時，美國公使蒲安臣(安森?伯林蓋姆)正要卸任回國。他表示願意代表中國出使海外。清廷遂任命蒲安臣為欽差大臣，又委派英人和法人各一以及兩名總理衙門官員協助，組成了所謂的“蒲安臣使團”。該使團的任務是向列強說明：中國政府正在實行對各國友好的新政，在修約問題上有些困難需要它們的理解和包涵，將來會向各國派遣常駐使節以便溝通。該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啟程，先後到訪歐美多國。在出訪中，蒲安臣對清廷的考慮作了一些說明，但也藉機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1868年7月，他越權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它後來為清廷所承認。該約規定，任由兩國國民隨時來往或常住入籍，這使美國更便於從中國獲得急需的勞動力。它還規定，美國優待進入本國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人，美國人則可在中國的外人居住地建立學校，這反映了美國有意通過文化教育擴大在華影響。該約還承認中國在本國領土上擁有財產徵用權，給予了中國在美國各港口派駐領事的權利，規定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均不得因宗教信仰遭到迫害。該使團於1870年8月回到中國，蒲安臣本人則中途逝於俄國。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清廷才實現對外派遣常駐使節。
第三，在教育領域，為了培養與洋人打交道的人才，總理衙門設有“同文館”，聘用外國人教授外語。不久，又開設了天文，算學，化學，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可以說，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堂。但它同以後學堂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重視西學的同時，還聘請了大學士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因此它培養出的西學人才，中文功底還是相當深厚的。
此外，同治時期開辦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製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主要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的船政學堂。
除了開辦學堂，清政府還於1872年首次公派了30名留學生留學美國。此後四年中，每年清政府都要派出30名留學生赴美。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後，逐漸成為各個行業的知名人物。
第四，在洋務運動的前期，發展軍事工業是重心所在。在軍事上向西方學習，宗旨是“求強” ，“求富”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相繼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辦起了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20多家軍工產業，其中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最大。這些工廠是中國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前身，它們通常雇有外國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與外國企業和商人也多有來往，但衙門風氣濃厚，效率低下。同時，為了加強海軍，清政府還向英國和德國購買了軍艦等。
上述近代軍事工業的出現，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技術，並培養了一批中國的近代科技人才。
第五，以“官督民辦” 的方式發展民族經濟比如造船業和紡織業等。
總體而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清廷未與列強出現嚴重的對抗。這一期間的中外糾紛中，很多與傳教活動有關。清廷在天津條約中同意外人在內地傳教，後來法國人又迫使它承認傳教士有權在內地買地置產，這為外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由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有衝突之處，一些傳教士和所謂的 “教民”也仗勢欺人，多有不法行徑，中國民眾與基督教勢力的衝突即所謂“教案”不斷發生，最著名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對於這些事件，清政府的基本做法是懲辦當事民眾和官員，並向列強道歉賠償。
在發起洋務運動的同時，清王朝也暫時解決了國內危機，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撚軍和苗民、回民起義。
首先，清政府於1861年3月為辦理“洋務”( 外交事務) 設立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由奕訢任總理大臣，但對外決策仍由慈禧最終裁定。它不僅掌管清政府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處理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軍備建設，建立新式學校，興建鐵路，礦山等方麵的事情。總理衙門下設獨立公所，包括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機構，分別處理相關事務。該衙門是中國兩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對外事務的中央機構，其設立的主要目地是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創辦近代工業等。
鑑於通商口岸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清政府還設置了南北通商大臣兩職代替原先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們後來分別專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通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
在海關稅務方麵，1858年底，清廷與英、法、美簽訂了新的通商章程，其中有邀請外人幫辦稅務和對各口劃一辦理的規定。藉此，列強將不少外人安插進各口海關擔任稅務司和其他職務，掌握了中國海關的行政權，英人的權勢尤盛。由於這些海關能夠向清政府持續提供比以往大為增加的收入，其中的外籍管理人員得到了洋務派官員的信任。1859年，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委派英人李泰國擔任總轄海關事務的“總稅務司”。1861年，清廷正式授予李泰國對各口岸海關的總轄權。1863年，羅伯特?赫德接替李泰國擔任總稅務司。1865年，總稅務司由上海移至北京辦公，總稅務司署也設立了。總稅務司雖隸屬總理衙門，權力也由清廷授予，實則不受中方轄製。
雖然清廷能從總稅務司獲得正常的海關收入，但中國海關主權的喪失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德長期擔任總稅務司，對清廷頗具影響。朝廷大員們不僅在海關問題上對其十分信任，在其他問題尤其是涉外問題上也時常諮詢。
其次，清政府決定派員出國考察。隨著對外關係的開展，清廷向西洋派遣使節也日益顯得必要，但它覺得缺乏合適的人選，對清使覲見外國君主時行何禮節也不無顧慮。“行跪拜禮則有礙尊嚴，不行跪拜禮又將予外使將來見清帝時拒行跪拜以藉口。”
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在向奕訢請假時，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去西方考察。奕訢向慈禧奏請獲得同意後，派斌椿等四人去西方考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府官員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
斌椿在歐洲遊歷了110多天，訪問了英國，法國，丹麥，瑞典，芬蘭，普魯士等十幾個國家。回到北京後，他記錄下他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的科技和文明，包括火車，輪船，電報，攝影，蒸汽機，顯微鏡等，以及他看到的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和法國的凡爾賽宮等。他的記錄為當時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子，但他並非一名使節。
1867年，麵對列強的又一次修約要求，清廷認為有必要派使出洋，但人選和禮儀等問題依然令其困擾。這時，美國公使蒲安臣(安森?伯林蓋姆)正要卸任回國。他表示願意代表中國出使海外。清廷遂任命蒲安臣為欽差大臣，又委派英人和法人各一以及兩名總理衙門官員協助，組成了所謂的“蒲安臣使團”。該使團的任務是向列強說明：中國政府正在實行對各國友好的新政，在修約問題上有些困難需要它們的理解和包涵，將來會向各國派遣常駐使節以便溝通。該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啟程，先後到訪歐美多國。在出訪中，蒲安臣對清廷的考慮作了一些說明，但也藉機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1868年7月，他越權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它後來為清廷所承認。該約規定，任由兩國國民隨時來往或常住入籍，這使美國更便於從中國獲得急需的勞動力。它還規定，美國優待進入本國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人，美國人則可在中國的外人居住地建立學校，這反映了美國有意通過文化教育擴大在華影響。該約還承認中國在本國領土上擁有財產徵用權，給予了中國在美國各港口派駐領事的權利，規定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均不得因宗教信仰遭到迫害。該使團於1870年8月回到中國，蒲安臣本人則中途逝於俄國。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清廷才實現對外派遣常駐使節。
第三，在教育領域，為了培養與洋人打交道的人才，總理衙門設有“同文館”，聘用外國人教授外語。不久，又開設了天文，算學，化學，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可以說，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堂。但它同以後學堂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重視西學的同時，還聘請了大學士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因此它培養出的西學人才，中文功底還是相當深厚的。
此外，同治時期開辦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製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主要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的船政學堂。
除了開辦學堂，清政府還於1872年首次公派了30名留學生留學美國。此後四年中，每年清政府都要派出30名留學生赴美。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後，逐漸成為各個行業的知名人物。
第四，在洋務運動的前期，發展軍事工業是重心所在。在軍事上向西方學習，宗旨是“求強” ，“求富”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相繼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辦起了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20多家軍工產業，其中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最大。這些工廠是中國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前身，它們通常雇有外國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與外國企業和商人也多有來往，但衙門風氣濃厚，效率低下。同時，為了加強海軍，清政府還向英國和德國購買了軍艦等。
上述近代軍事工業的出現，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技術，並培養了一批中國的近代科技人才。
第五，以“官督民辦” 的方式發展民族經濟比如造船業和紡織業等。
總體而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清廷未與列強出現嚴重的對抗。這一期間的中外糾紛中，很多與傳教活動有關。清廷在天津條約中同意外人在內地傳教，後來法國人又迫使它承認傳教士有權在內地買地置產，這為外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由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有衝突之處，一些傳教士和所謂的 “教民”也仗勢欺人，多有不法行徑，中國民眾與基督教勢力的衝突即所謂“教案”不斷發生，最著名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對於這些事件，清政府的基本做法是懲辦當事民眾和官員，並向列強道歉賠償。
在發起洋務運動的同時，清王朝也暫時解決了國內危機，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撚軍和苗民、回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