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幹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麵，幹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幹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準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幹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製，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幹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幹隆於1793年(幹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籤”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準，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麵的管轄。
幹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幹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麵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麵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幹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麵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隻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幹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幹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幹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麵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麵，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菸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菸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幹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幹、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幹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製瓷業方麵，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幹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幹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製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幹隆時期，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幹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幹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幹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幹果、線香、菸草、鐵鍋、家具、糖、人參、牛馬、穀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在武功方麵，幹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幹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準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幹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製，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幹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幹隆於1793年(幹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籤”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準，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麵的管轄。
幹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幹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麵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麵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幹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麵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隻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幹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幹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幹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麵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麵，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菸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菸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幹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幹、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幹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製瓷業方麵，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幹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幹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製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幹隆時期，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幹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幹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幹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幹果、線香、菸草、鐵鍋、家具、糖、人參、牛馬、穀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