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嘉靖時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官僚、豪富地主與倭寇勾結，為患一方。此時，出了一位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誌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主力。
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
戚繼光成為後世人們敬仰的一位英雄。
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占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 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 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隻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藉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麵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麵“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麵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麵，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製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佔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勛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製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裏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麵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鬆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菸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麵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製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製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戚繼光，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誌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主力。
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
戚繼光成為後世人們敬仰的一位英雄。
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占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 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 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隻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藉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麵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麵“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麵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麵，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製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佔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勛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製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裏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麵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鬆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菸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麵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製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製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