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醒目的，還是魯迅雜文的被刪除。這本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批判的知識分子所難逃的文字之災。不過中國的作者還是有些特別的厄運。如魯迅說，“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因此，魯迅在編集時就有意“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於是，我們發現前麵讀過的文章中，就被刪了好幾處。這裏也抄幾段遭“槍斃”而被魯迅搶救出來的文字——
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於是落浦。(《踢》)
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
於是，我們也終於明白，在那個時代，是既不準談“反帝”，也不準說“幫凶”的。而這些文字究竟是被誰刪的，卻更耐尋味。魯迅就認為，“《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57〕他還有一個分析：“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58〕
魯迅並不諱言，他的雜文總是有針對性的，因此，文章發表以後，常常引發出許多筆戰。這就是說，魯迅的雜文是在“和別人的關係”中存在，並在這種關係中顯示自己的價值的。因此，他提倡要編“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他說，如果“隻剩了一麵的文章，無可對比，當時的戰鬥之作，就都好象無的放矢，獨個人向著空中發瘋”，有人評論前人文章總說“誰‘鋒棱太露’，誰又‘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59〕因此，魯迅在編自己的雜文集時，常將與之論戰的文章收入，就是要讓後來的讀者從“對比”中認識、理解他的文章，而我們也因此仿佛親臨“戰場”，目睹了他當年的戰鬥風采。請打開《偽自由書》，在我們已經讀過的《不通兩種》這篇雜文後麵，就附錄了兩篇論戰文章。先是“因此引起的通論”：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倡導者之一的王平陵寫的《“最通的”文藝》，文章一開頭便說：“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並針對《不通兩種》中的批評，說：“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同時自己用“聽說……”、“如果……”這類文字，暗示魯迅寫的是“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於是，就有了“通論的拆通”：魯迅仍以“家幹”的筆名寫了一篇《官話而已》，首先指出王文將魯迅為避開當局檢查而使用的筆名公開，而且涉及《自由談》的編輯，這“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又針對王文的指責，指出：“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隻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可謂一針見血。接著是尖銳的反詰：“什麽‘聽說’，什麽‘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文章最後說：“現在隻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60〕——魯迅這裏所說，已經超越了個人之間的論爭，說“官話”的王平陵，也就成了一種魯迅筆下的新的社會典型。
我們從魯迅對他的雜文集的編輯中，顯然可以感到一種歷史感：他是時刻意識到自己是在對一段歷史做記錄，而這記錄是要留給後人，是後來者所需要的。我們在前麵的分析中，曾強調了小說家的魯迅與思想家的魯迅的統一，其實魯迅還同時具有歷史家的自覺。這也同樣滲透到他對雜文的理解和他的雜文寫作中。魯迅曾經感慨，中國的正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如看野史和雜記”，卻多少“容易瞭然”些，“因為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61〕魯迅對報刊的關注，特別是他對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的興趣，是含著歷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將其視為“野史”和“雜記”來看待的。他因此而創造出一種新的雜文體式，我們姑且稱之為“立此存照”。魯迅在《三閑集》裏，即引人注目地抄錄了土匪的撕票布告、騙子的情書、流氓的警告信，取名為《匪筆三篇》，又原文照錄了兩種“奇特的gg”，加以《某筆兩篇》的標題。在簡短的按語中，魯迅明確表示：“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卻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於學術上也未始無用”;〔62〕如有“好事之徒”將各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gg等等，彙刊成冊，公之於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遊記之類要深切得多”。〔63〕在《準風月談》裏，我們又讀到了這樣一篇妙文：《雙十懷古——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全文抄的是“中華民國十九年(即1931年——引者注)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新聞標題;前麵的“小引”除交代材料的來源，隻說了一句：就“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罷”。我們今天來讀，就是看七十年前的“老照片”了，但讀來卻格外有意味。就看看10月10日這一天的標題：“舉國歡騰慶祝雙十”，“叛逆削平，全國歡祝國慶，蔣主席昨凱旋參與盛典”，“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首都槍決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程艷秋慶祝國慶”，“蔣麗霞不忘雙十”，“南昌市取締赤足”，“傷兵怒斥孫祖基”，“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我曾這樣寫下自己的“讀後感”：“這是30年代中國的普通一日，所發生的一切人們已經司空見慣，但仔細品味，卻不難從‘叛逆削平’與‘匪禍慘酷’的矛盾中，在‘南昌市取締赤足’、‘(京劇演員)程艷秋慶祝國慶’裏發現喜劇因素而發出會心的一笑;再掩卷深思，那‘槍決共犯’、‘海盜騷擾’、‘傷兵怒斥’背後，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間慘劇;同一時刻，同一塊土地上，所謂‘舉國歡騰’下，正有人哀哀飲泣;人與人之間的悲歡，竟至於如此地不相通，你難道不會感到一絲悲涼襲上心頭?魯迅完全無意於在對生活的漫畫化中去尋找悲劇感與喜劇感，而隻是把生活的原樣保留下來，這中間就蘊涵著悲劇與喜劇的默默滲透，它已經融入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會忽略過去的地步，然而，也正是在這淡化與消失中包含著一些驚心動魄的東西”。〔64〕魯迅雜文，尤其是後期雜文中，這樣的“立此存照”，將報紙的新聞、文章、gg……實錄示眾，不加評論，就是要讓“生活”自身亮相，也是留下歷史的原生形態。〔65〕我們現在終於明白，魯迅之所以要在雜文集的“後記”中抄錄那麽多的報刊上的原始材料，正是要充分地發揮他的雜文的歷史文獻的價值與作用。
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於是落浦。(《踢》)
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
於是，我們也終於明白，在那個時代，是既不準談“反帝”，也不準說“幫凶”的。而這些文字究竟是被誰刪的，卻更耐尋味。魯迅就認為，“《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57〕他還有一個分析：“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58〕
魯迅並不諱言，他的雜文總是有針對性的，因此，文章發表以後，常常引發出許多筆戰。這就是說，魯迅的雜文是在“和別人的關係”中存在，並在這種關係中顯示自己的價值的。因此，他提倡要編“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他說，如果“隻剩了一麵的文章，無可對比，當時的戰鬥之作，就都好象無的放矢，獨個人向著空中發瘋”，有人評論前人文章總說“誰‘鋒棱太露’，誰又‘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59〕因此，魯迅在編自己的雜文集時，常將與之論戰的文章收入，就是要讓後來的讀者從“對比”中認識、理解他的文章，而我們也因此仿佛親臨“戰場”，目睹了他當年的戰鬥風采。請打開《偽自由書》，在我們已經讀過的《不通兩種》這篇雜文後麵，就附錄了兩篇論戰文章。先是“因此引起的通論”：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倡導者之一的王平陵寫的《“最通的”文藝》，文章一開頭便說：“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並針對《不通兩種》中的批評，說：“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同時自己用“聽說……”、“如果……”這類文字，暗示魯迅寫的是“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於是，就有了“通論的拆通”：魯迅仍以“家幹”的筆名寫了一篇《官話而已》，首先指出王文將魯迅為避開當局檢查而使用的筆名公開，而且涉及《自由談》的編輯，這“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又針對王文的指責，指出：“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隻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可謂一針見血。接著是尖銳的反詰：“什麽‘聽說’，什麽‘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文章最後說：“現在隻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60〕——魯迅這裏所說，已經超越了個人之間的論爭，說“官話”的王平陵，也就成了一種魯迅筆下的新的社會典型。
我們從魯迅對他的雜文集的編輯中，顯然可以感到一種歷史感：他是時刻意識到自己是在對一段歷史做記錄，而這記錄是要留給後人，是後來者所需要的。我們在前麵的分析中，曾強調了小說家的魯迅與思想家的魯迅的統一，其實魯迅還同時具有歷史家的自覺。這也同樣滲透到他對雜文的理解和他的雜文寫作中。魯迅曾經感慨，中國的正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如看野史和雜記”，卻多少“容易瞭然”些，“因為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61〕魯迅對報刊的關注，特別是他對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的興趣，是含著歷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將其視為“野史”和“雜記”來看待的。他因此而創造出一種新的雜文體式，我們姑且稱之為“立此存照”。魯迅在《三閑集》裏，即引人注目地抄錄了土匪的撕票布告、騙子的情書、流氓的警告信，取名為《匪筆三篇》，又原文照錄了兩種“奇特的gg”，加以《某筆兩篇》的標題。在簡短的按語中，魯迅明確表示：“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卻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於學術上也未始無用”;〔62〕如有“好事之徒”將各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gg等等，彙刊成冊，公之於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遊記之類要深切得多”。〔63〕在《準風月談》裏，我們又讀到了這樣一篇妙文：《雙十懷古——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全文抄的是“中華民國十九年(即1931年——引者注)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新聞標題;前麵的“小引”除交代材料的來源，隻說了一句：就“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罷”。我們今天來讀，就是看七十年前的“老照片”了，但讀來卻格外有意味。就看看10月10日這一天的標題：“舉國歡騰慶祝雙十”，“叛逆削平，全國歡祝國慶，蔣主席昨凱旋參與盛典”，“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首都槍決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程艷秋慶祝國慶”，“蔣麗霞不忘雙十”，“南昌市取締赤足”，“傷兵怒斥孫祖基”，“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我曾這樣寫下自己的“讀後感”：“這是30年代中國的普通一日，所發生的一切人們已經司空見慣，但仔細品味，卻不難從‘叛逆削平’與‘匪禍慘酷’的矛盾中，在‘南昌市取締赤足’、‘(京劇演員)程艷秋慶祝國慶’裏發現喜劇因素而發出會心的一笑;再掩卷深思，那‘槍決共犯’、‘海盜騷擾’、‘傷兵怒斥’背後，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間慘劇;同一時刻，同一塊土地上，所謂‘舉國歡騰’下，正有人哀哀飲泣;人與人之間的悲歡，竟至於如此地不相通，你難道不會感到一絲悲涼襲上心頭?魯迅完全無意於在對生活的漫畫化中去尋找悲劇感與喜劇感，而隻是把生活的原樣保留下來，這中間就蘊涵著悲劇與喜劇的默默滲透，它已經融入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會忽略過去的地步，然而，也正是在這淡化與消失中包含著一些驚心動魄的東西”。〔64〕魯迅雜文，尤其是後期雜文中，這樣的“立此存照”，將報紙的新聞、文章、gg……實錄示眾，不加評論，就是要讓“生活”自身亮相，也是留下歷史的原生形態。〔65〕我們現在終於明白，魯迅之所以要在雜文集的“後記”中抄錄那麽多的報刊上的原始材料，正是要充分地發揮他的雜文的歷史文獻的價值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