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精彩的是最後一段——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麽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人們關於上海和中國的“摩登”，說了無數的話;在我看來，如果忽略了魯迅的這一“摩登觀”，至少是不全麵的。
魯迅還教我們如何在“俯拾即是”的報刊“名文”中讀出“滑稽”來。魯迅說，“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因此，“報章上正正經經的題目，什麽‘中日交涉漸入佳境’呀，‘中國到那裏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來，真如橄欖一樣，很有些回味”。這裏的關鍵自然是去不去想，我們因為懶於思考而失去了許多讀報的樂趣;但也還有一個怎樣想、會不會想的問題。就拿魯迅所舉的這個例子來說吧：“九月間《自由談》所載的《登龍術拾遺》上，以做富家女婿為‘登龍’之一術，不久就招來了一篇反攻，那開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嫉，妒嫉的結果是攻擊。’”〔34〕我們可以感到這樣的反攻有點滑稽，但似乎說不清楚;我們看看魯迅怎麽說：“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結果’，便分明是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讀到這裏，是不能不失聲一笑的。
魯迅還舉了一個例子，那是《論語》雜誌上選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營山縣長禁穿長衫令：“須知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且國勢衰弱，……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真像魯迅所說，這本身就是一幅“漫畫”，隻要稍微一想，就會忍俊不禁的。
但魯迅仍認為這或許過於“奇詭”。在他看來，“滑稽卻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說：“在這一標準上，我推選‘甜葡萄’說。”〔35〕——這倒是魯迅一貫的美學觀點，他曾寫過一篇文章盛讚果戈理《死魂靈》所寫的“幾乎無事的悲劇”：“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語言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其實這些“幾乎無事的悲劇”從另一角度看，也是“幾乎無事的喜劇”。而我們的報刊上，這樣的“幾乎無事的悲劇和喜劇”，如魯迅所說是“俯拾即是”的，就在於我們是否願意並善於看和想。
三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想像並理解海嬰回憶中所說，魯迅“眯起眼睛靠著藤椅打腹稿”的情景了。他實際上是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消化他在讀書看報中的感受，他常常想得很深，很廣，很特別，於是，就有了出人意外的發現與表達：魯迅的雜文就是這樣產生的。
請讀這篇《〈殺錯了人〉異議》。〔36〕這是由當天(1933年4月10日)《自由談》上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引發的。曹先生的文章怒斥袁世凱等軍閥“殺錯了人”，不應該“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而“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誠如魯迅所說，這篇文章讀起來會“覺得很痛快”，但魯迅“往回一想”，就不但感到“不免是憤激之談”，而且發現了一些大問題，從而引出“異議”：“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乍一看，這樣的“辯護”似乎出乎意外;但且看魯迅的分析：“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這樣換一個角度翻轉來想，確實使認識深化了;而且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而為什麽總是一再地“看錯人”(想想剛過去的20世紀我們看錯了多少人!)，卻是更值得深思的。
臨末還有一個對“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的異議，魯迅談得很少，很含蓄、幽默，但卻也忽視不得;魯迅早已說過：“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弄不清這一點，也會帶來無窮災難，這也是為20世紀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這裏還有一篇《〈如此廣州〉讀後感》。也是由《自由談》上一篇批評廣東人“迷信”的文章《如此廣州》引發的。如魯迅說，迷信本身是“不足為法”的，批評廣東人的迷信，自然也無可非議。但魯迅卻看到、想到了另一麵：“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捨得花錢，而且這似乎是廣東人的傳統：“漢求明珠，吳征大象，中原人歷來總到廣東去刮寶貝，好像到現在也還沒有被刮窮。”相形之下，大多數中國人的迷信就顯得“沒出息了”：“迷信還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魯迅的意思是：同樣是迷信，“模胡不如認真”;而由此卻引申出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有許多事情都隻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為了不認真的緣故。”〔38〕——由一篇批評迷信的普通文章引出如此嚴肅的思考，也是出人意料的。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麽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人們關於上海和中國的“摩登”，說了無數的話;在我看來，如果忽略了魯迅的這一“摩登觀”，至少是不全麵的。
魯迅還教我們如何在“俯拾即是”的報刊“名文”中讀出“滑稽”來。魯迅說，“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因此，“報章上正正經經的題目，什麽‘中日交涉漸入佳境’呀，‘中國到那裏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來，真如橄欖一樣，很有些回味”。這裏的關鍵自然是去不去想，我們因為懶於思考而失去了許多讀報的樂趣;但也還有一個怎樣想、會不會想的問題。就拿魯迅所舉的這個例子來說吧：“九月間《自由談》所載的《登龍術拾遺》上，以做富家女婿為‘登龍’之一術，不久就招來了一篇反攻，那開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嫉，妒嫉的結果是攻擊。’”〔34〕我們可以感到這樣的反攻有點滑稽，但似乎說不清楚;我們看看魯迅怎麽說：“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結果’，便分明是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讀到這裏，是不能不失聲一笑的。
魯迅還舉了一個例子，那是《論語》雜誌上選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營山縣長禁穿長衫令：“須知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且國勢衰弱，……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真像魯迅所說，這本身就是一幅“漫畫”，隻要稍微一想，就會忍俊不禁的。
但魯迅仍認為這或許過於“奇詭”。在他看來，“滑稽卻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說：“在這一標準上，我推選‘甜葡萄’說。”〔35〕——這倒是魯迅一貫的美學觀點，他曾寫過一篇文章盛讚果戈理《死魂靈》所寫的“幾乎無事的悲劇”：“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語言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其實這些“幾乎無事的悲劇”從另一角度看，也是“幾乎無事的喜劇”。而我們的報刊上，這樣的“幾乎無事的悲劇和喜劇”，如魯迅所說是“俯拾即是”的，就在於我們是否願意並善於看和想。
三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想像並理解海嬰回憶中所說，魯迅“眯起眼睛靠著藤椅打腹稿”的情景了。他實際上是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消化他在讀書看報中的感受，他常常想得很深，很廣，很特別，於是，就有了出人意外的發現與表達：魯迅的雜文就是這樣產生的。
請讀這篇《〈殺錯了人〉異議》。〔36〕這是由當天(1933年4月10日)《自由談》上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引發的。曹先生的文章怒斥袁世凱等軍閥“殺錯了人”，不應該“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而“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誠如魯迅所說，這篇文章讀起來會“覺得很痛快”，但魯迅“往回一想”，就不但感到“不免是憤激之談”，而且發現了一些大問題，從而引出“異議”：“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乍一看，這樣的“辯護”似乎出乎意外;但且看魯迅的分析：“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這樣換一個角度翻轉來想，確實使認識深化了;而且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而為什麽總是一再地“看錯人”(想想剛過去的20世紀我們看錯了多少人!)，卻是更值得深思的。
臨末還有一個對“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的異議，魯迅談得很少，很含蓄、幽默，但卻也忽視不得;魯迅早已說過：“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弄不清這一點，也會帶來無窮災難，這也是為20世紀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這裏還有一篇《〈如此廣州〉讀後感》。也是由《自由談》上一篇批評廣東人“迷信”的文章《如此廣州》引發的。如魯迅說，迷信本身是“不足為法”的，批評廣東人的迷信，自然也無可非議。但魯迅卻看到、想到了另一麵：“廣東人的迷信卻迷信得認真，有魄力”，捨得花錢，而且這似乎是廣東人的傳統：“漢求明珠，吳征大象，中原人歷來總到廣東去刮寶貝，好像到現在也還沒有被刮窮。”相形之下，大多數中國人的迷信就顯得“沒出息了”：“迷信還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魯迅的意思是：同樣是迷信，“模胡不如認真”;而由此卻引申出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有許多事情都隻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為了不認真的緣故。”〔38〕——由一篇批評迷信的普通文章引出如此嚴肅的思考，也是出人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