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生命的延續、發展”出發，就自然承認“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這就是“以幼者為本位”的新的倫理觀。如魯迅所說，這又是與“中國的舊道理”相反的：“父為子綱”的儒家倫理顯然是“以長者為本位”，即魯迅所批評的：“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要後起的生命為將要逝去的生命犧牲，其實是“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扼殺了將來的。
正是從“幼者本位”的觀點出發，魯迅強調“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進而做出了“父子間沒有什麽恩”的斷語。這又是一個駭世驚俗之論。恐怕至今許多人還認為父母有恩於子女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這又確實是一個必須辨清的問題：因為隻要承認父母有恩於子女，也就必然承認父母對子女享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支配權力，這就把權力關係引入了人的天然的血緣關係中，並且也就理所當然地引入社會關係中，即不但父親對於子女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丈夫對於妻子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而且君對臣也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所謂“三綱”之說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絕對權力關係上的。這正是魯迅這些“五四”先驅者所要質疑的;魯迅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他的“生物學真理”，即是“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魯迅特意指出，“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這確實是兩種對立的倫理觀：是建立在權力關係基礎上的“父為子綱”，還是“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與權力關係的，父母對子女義務的無私的“愛”?魯迅之所以把後者稱為“生物學真理”，是因為這種義務的愛，正是一切生命的本能;他指出：“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前途。”魯迅進一步指出，這種“天性”的愛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賤(即未受‘三綱”之說影響——引者注)的人”之中，“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魯迅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隻是‘愛’”，他及“五四”先驅者所要做的，不過是要破除傳統的父子關係中的權力關係，恢復出於生命(人與自然)天性的血緣的“愛”，從而建立一種自然的健康的人倫關係。在這樣的人倫關係中，父子之間是平等的，同時有一種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的雙向扶養義務;而且這樣的義務是要代代傳遞的：每一代都要對自己的後代與前輩盡義務。魯迅賦予這樣的天性的血緣的愛以一種絕對性，即是在任何情況和條件下，都不能放棄的，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倫理底線：對子女與父母的任何傷害，都會使人不成為人，甚至連禽獸都不如了。
由這樣的天性的愛的人倫觀出發，魯迅又引出了兩個頗為重要的話題。
一是魯迅對“五四”時期的“愛己”命題做了一個非常獨到的闡釋。他仍然著眼於生命的“保存”與“繼續”。他以在“五四”很有影響的易卜生《群鬼》的描寫為例，強調“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由此得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這就是說，“愛己”即注重個人的健全發展，正是為了“利他”，有利於下一代的健康發展。
其次，魯迅又進一步指出，不能滿足於生命的保存與繼續，還要追求生命的“發展”。魯迅說天性的愛還包括“願意子孫更進一層”，“超越了自己”這樣的要求;而“超越便須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樣的傳統的“孝道”其實是“退嬰的病根”。
由是，魯迅提出了“覺醒的人”的責任：這是本文討論的落腳點。他發出這樣的召喚——
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
並具體解釋說，一要“理解”，既不要如昔日歐人將孩子看成“成人的準備”，也不要如中國人將孩子視為“縮小的成人”，而要承認“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麵的生活”。〔8〕二要“指導”，也即“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三要“解放”，盡義務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為“非我”，成為“人類中的人”，“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這裏所提出的每一個原則，在今天讀起來，依然是這樣地親切、有力，而且切中時弊，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的。
文章寫到這裏，有如勘探機一樣，一步一步地層層深入地開掘，到了根底，本已十分透徹。——魯迅後來對年輕的作者提出“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忠告，〔9〕他自己的文章即是一個典範。但魯迅的目的，是要說服同輩的人，都來做這樣的“犧牲者”。於是，又針對可能出現的疑慮，一再提出設問：“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離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魯迅如此舌敝唇焦地勸說，其心可感;而他也藉此將論題向橫麵展開，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觀點，如“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既不能“與社會隔離”，又不能“周旋”、“順應社會”;要反對“提倡虛偽的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要警惕那些“自稱‘革命’的勃溪子弟”，他們實際上是“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等等。這樣的縱橫開掘，就使整篇文章具有汪洋恣肆的氣勢。
正是從“幼者本位”的觀點出發，魯迅強調“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進而做出了“父子間沒有什麽恩”的斷語。這又是一個駭世驚俗之論。恐怕至今許多人還認為父母有恩於子女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這又確實是一個必須辨清的問題：因為隻要承認父母有恩於子女，也就必然承認父母對子女享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支配權力，這就把權力關係引入了人的天然的血緣關係中，並且也就理所當然地引入社會關係中，即不但父親對於子女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丈夫對於妻子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而且君對臣也具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所謂“三綱”之說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絕對權力關係上的。這正是魯迅這些“五四”先驅者所要質疑的;魯迅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他的“生物學真理”，即是“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魯迅特意指出，“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這確實是兩種對立的倫理觀：是建立在權力關係基礎上的“父為子綱”，還是“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與權力關係的，父母對子女義務的無私的“愛”?魯迅之所以把後者稱為“生物學真理”，是因為這種義務的愛，正是一切生命的本能;他指出：“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前途。”魯迅進一步指出，這種“天性”的愛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賤(即未受‘三綱”之說影響——引者注)的人”之中，“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魯迅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隻是‘愛’”，他及“五四”先驅者所要做的，不過是要破除傳統的父子關係中的權力關係，恢復出於生命(人與自然)天性的血緣的“愛”，從而建立一種自然的健康的人倫關係。在這樣的人倫關係中，父子之間是平等的，同時有一種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的雙向扶養義務;而且這樣的義務是要代代傳遞的：每一代都要對自己的後代與前輩盡義務。魯迅賦予這樣的天性的血緣的愛以一種絕對性，即是在任何情況和條件下，都不能放棄的，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倫理底線：對子女與父母的任何傷害，都會使人不成為人，甚至連禽獸都不如了。
由這樣的天性的愛的人倫觀出發，魯迅又引出了兩個頗為重要的話題。
一是魯迅對“五四”時期的“愛己”命題做了一個非常獨到的闡釋。他仍然著眼於生命的“保存”與“繼續”。他以在“五四”很有影響的易卜生《群鬼》的描寫為例，強調“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由此得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這就是說，“愛己”即注重個人的健全發展，正是為了“利他”，有利於下一代的健康發展。
其次，魯迅又進一步指出，不能滿足於生命的保存與繼續，還要追求生命的“發展”。魯迅說天性的愛還包括“願意子孫更進一層”，“超越了自己”這樣的要求;而“超越便須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樣的傳統的“孝道”其實是“退嬰的病根”。
由是，魯迅提出了“覺醒的人”的責任：這是本文討論的落腳點。他發出這樣的召喚——
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
並具體解釋說，一要“理解”，既不要如昔日歐人將孩子看成“成人的準備”，也不要如中國人將孩子視為“縮小的成人”，而要承認“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麵的生活”。〔8〕二要“指導”，也即“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三要“解放”，盡義務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為“非我”，成為“人類中的人”，“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這裏所提出的每一個原則，在今天讀起來，依然是這樣地親切、有力，而且切中時弊，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的。
文章寫到這裏，有如勘探機一樣，一步一步地層層深入地開掘，到了根底，本已十分透徹。——魯迅後來對年輕的作者提出“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忠告，〔9〕他自己的文章即是一個典範。但魯迅的目的，是要說服同輩的人，都來做這樣的“犧牲者”。於是，又針對可能出現的疑慮，一再提出設問：“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離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魯迅如此舌敝唇焦地勸說，其心可感;而他也藉此將論題向橫麵展開，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觀點，如“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既不能“與社會隔離”，又不能“周旋”、“順應社會”;要反對“提倡虛偽的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要警惕那些“自稱‘革命’的勃溪子弟”，他們實際上是“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等等。這樣的縱橫開掘，就使整篇文章具有汪洋恣肆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