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這裏對“社會公意”的質問，正是把他前麵對“儒效”的質疑與揭露深入了一步：在他看來，以儒家為中心的“古訓”(如“婦者服也”、“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的可怕，正由於統治者的提倡，長期處於壟斷的地位，於潛移默化之中，逐漸滲入國民的心靈深處，代代相傳，成為一種“歷史和數目的力量”，魯迅用“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來概括，是充滿了深廣的憂慮與無奈的。我們也終於明白，魯迅在文章一開頭即宣布，他的質疑最終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的深意。
可以說，魯迅把“五四”時期的懷疑主義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就像醫生解剖屍體一樣，把傳統節烈觀這具歷史的陳屍的裏裏外外、前前後後、正麵反麵，從學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徹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樣無情地、不厭其煩地，從不同側麵、不同角度，疑了又疑，問了又問，從現實到歷史，從社會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眾基礎，刨根究底，窮追不捨，思考極其周密，駁詰十分雄辯，真是銳不可當。他的結論也就具有了鐵的邏輯說服力——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這樣，魯迅的這篇《我之節烈觀》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估定價值”的代表作。
文章本可結束，“臨了還有一層疑問”：“節烈的女子，豈非白苦一番麽?”犧牲者的價值在於可以為後人、今人提供借鑑;於是就有了“開一個追悼大會”的建議，而且——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可以看得很清楚：魯迅對儒家節烈觀的批判，出發點和歸結點都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不能讓“過去的人”的“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繼續下去，而要爭取現在中國人的“正當的幸福”。
二
我們再來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這一篇的論述，也是層層深入的。
先釋題：為什麽要做這篇文章?為什麽要取這麽一個題目?
而且是開章明義：我“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這正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對一切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提出質疑，“重新估定價值”。這一次所針對的是“父為子綱”的“儒教”，整篇文章顯然具有很強的論辯性。
一開始就擺出兩個針鋒相對的觀點：“聖人之徒”鼓吹“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父為子綱”的背後是一個“權力”關係：這就抓住了要害。正是為了消解這樣的似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力”，魯迅提出：“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隻是生命的橋樑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這其實就是魯迅後來在《寫在〈墳〉後麵》所說的，“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5〕因此，任何人都不具有絕對的價值，更談不上絕對權力。——正是這樣的“中間物”意識，構成了下麵魯迅立論的基礎。魯迅又由此生發開去，強調“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父子身份隻具有相對的意義;藉此聲明，自己是以“現任之父”的身份來討論父子問題，所以題目是：“我們”怎樣做父親，是從自己談起的;於是再次重申“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解放子女”的基本立場——這一問題在後文還有進一步展開。
接著又強調自己“不是真理的發見者”(這裏，仍然隱含著一個對立麵：那些“聖人之徒”從來是以真理的代表與捍衛者自居的)，對“將來”如何，以及“終極究竟的事”，也“不能知”，於是，隻能談“現在”怎樣做父親。——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特點：他關注的始終是“現在”的中國問題。
論及此，文章題目中的幾個關鍵詞：“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均已落實。於是，魯迅從容地說出自己“心以為然的道理”，也即本文的中心觀點：“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這就是魯迅下文所要說的，他講的是“生物學的真理”，而且有很強的“生命”意識，所突出的是生命的(在魯迅的思考中，主要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命)“保存”、“延續”和“發展”。
由此引發出兩個極為重要的觀點——
一、 從“保存生命”出發，人的“種種本能”的欲望，即所謂“自然人性”，具體地說，人的“食慾”與“性慾”，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這也是“五四”時期的一個共識：周作人就曾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人類的身體和一切本能欲求，無一不美善潔淨”，〔6〕這就不僅是合理的，更是美的，善的。在今天看來，這都是一些常識，但在“五四”時期，卻是石破天驚之論：如魯迅所說，“中國的舊見解”即傳統觀念都是以性交為“不淨”的，周作人還寫過一篇《上下身》，說人的身體本來是一個整體，中國人卻把它分為兩半，以肚臍眼為界，肚臍眼以上部分是高貴的、幹淨的、美的，肚臍眼以下是骯髒的、醜惡的、不淨的。〔7〕因此，魯迅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的創造者的意義。”——魯迅的這一論述有著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破除傳統的“不淨觀”，強調人的性交、婚姻、生育，都具有“生命保存與創造”的意義;另一方麵，則是破除傳統的神秘感，強調人的性交、婚姻、生育，是既正常又普通的，性交而生下孩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何來父母對子女的特殊權力?
可以說，魯迅把“五四”時期的懷疑主義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就像醫生解剖屍體一樣，把傳統節烈觀這具歷史的陳屍的裏裏外外、前前後後、正麵反麵，從學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徹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樣無情地、不厭其煩地，從不同側麵、不同角度，疑了又疑，問了又問，從現實到歷史，從社會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眾基礎，刨根究底，窮追不捨，思考極其周密，駁詰十分雄辯，真是銳不可當。他的結論也就具有了鐵的邏輯說服力——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這樣，魯迅的這篇《我之節烈觀》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估定價值”的代表作。
文章本可結束，“臨了還有一層疑問”：“節烈的女子，豈非白苦一番麽?”犧牲者的價值在於可以為後人、今人提供借鑑;於是就有了“開一個追悼大會”的建議，而且——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可以看得很清楚：魯迅對儒家節烈觀的批判，出發點和歸結點都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不能讓“過去的人”的“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繼續下去，而要爭取現在中國人的“正當的幸福”。
二
我們再來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這一篇的論述，也是層層深入的。
先釋題：為什麽要做這篇文章?為什麽要取這麽一個題目?
而且是開章明義：我“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這正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對一切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提出質疑，“重新估定價值”。這一次所針對的是“父為子綱”的“儒教”，整篇文章顯然具有很強的論辯性。
一開始就擺出兩個針鋒相對的觀點：“聖人之徒”鼓吹“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父為子綱”的背後是一個“權力”關係：這就抓住了要害。正是為了消解這樣的似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力”，魯迅提出：“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隻是生命的橋樑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這其實就是魯迅後來在《寫在〈墳〉後麵》所說的，“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5〕因此，任何人都不具有絕對的價值，更談不上絕對權力。——正是這樣的“中間物”意識，構成了下麵魯迅立論的基礎。魯迅又由此生發開去，強調“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父子身份隻具有相對的意義;藉此聲明，自己是以“現任之父”的身份來討論父子問題，所以題目是：“我們”怎樣做父親，是從自己談起的;於是再次重申“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解放子女”的基本立場——這一問題在後文還有進一步展開。
接著又強調自己“不是真理的發見者”(這裏，仍然隱含著一個對立麵：那些“聖人之徒”從來是以真理的代表與捍衛者自居的)，對“將來”如何，以及“終極究竟的事”，也“不能知”，於是，隻能談“現在”怎樣做父親。——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特點：他關注的始終是“現在”的中國問題。
論及此，文章題目中的幾個關鍵詞：“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均已落實。於是，魯迅從容地說出自己“心以為然的道理”，也即本文的中心觀點：“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這就是魯迅下文所要說的，他講的是“生物學的真理”，而且有很強的“生命”意識，所突出的是生命的(在魯迅的思考中，主要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命)“保存”、“延續”和“發展”。
由此引發出兩個極為重要的觀點——
一、 從“保存生命”出發，人的“種種本能”的欲望，即所謂“自然人性”，具體地說，人的“食慾”與“性慾”，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這也是“五四”時期的一個共識：周作人就曾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人類的身體和一切本能欲求，無一不美善潔淨”，〔6〕這就不僅是合理的，更是美的，善的。在今天看來，這都是一些常識，但在“五四”時期，卻是石破天驚之論：如魯迅所說，“中國的舊見解”即傳統觀念都是以性交為“不淨”的，周作人還寫過一篇《上下身》，說人的身體本來是一個整體，中國人卻把它分為兩半，以肚臍眼為界，肚臍眼以上部分是高貴的、幹淨的、美的，肚臍眼以下是骯髒的、醜惡的、不淨的。〔7〕因此，魯迅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的創造者的意義。”——魯迅的這一論述有著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是破除傳統的“不淨觀”，強調人的性交、婚姻、生育，都具有“生命保存與創造”的意義;另一方麵，則是破除傳統的神秘感，強調人的性交、婚姻、生育，是既正常又普通的，性交而生下孩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何來父母對子女的特殊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