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琳琅滿目。一上來麵包黃油幹酪魚子烤雞火腿芥末胡椒大蔥黃瓜小蘿蔔西紅柿就擺滿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帶有某種炫耀的意味。吃起來敬起酒來講起話來時間相當長。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喬治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裏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嚐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的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訪蘇心潮(9)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雪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麵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 沉默的人 》，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復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麽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麵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裏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幹，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提比裏西，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緻而精悍的小夥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嗬叱群眾的事。
在塔什幹，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麽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幹，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設備都好、隻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級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麵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麵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開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著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幹、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 青春萬歲 》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喬治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裏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嚐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的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訪蘇心潮(9)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雪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麵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 沉默的人 》，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復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麽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麵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裏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幹，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斯坦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提比裏西，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緻而精悍的小夥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嗬叱群眾的事。
在塔什幹，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麽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幹，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設備都好、隻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級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麵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麵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開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著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幹、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 青春萬歲 》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