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史達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史達林的故鄉哥裏城有全蘇唯一的史達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提比裏西，卻沒有到二十公裏外的哥裏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提比裏西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史達林中央公園。聽說喬治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裏懸掛一枚史達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史達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喬治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幹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為祝賀史達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史達林灌溉著穀糧，
穀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史達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史達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的當時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的我，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穀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史達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麵。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 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 ）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聲明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鍾，閑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裏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幹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鍾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裏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幹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些場麵。三個長發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髮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訪蘇心潮(6)
扭擺舞在蘇聯（ 至少在城市 ）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幹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的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
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隻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裏，一位麵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裏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
他說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 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至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至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 ）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
提比裏西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史達林中央公園。聽說喬治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裏懸掛一枚史達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史達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喬治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幹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為祝賀史達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史達林灌溉著穀糧，
穀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史達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史達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的當時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的我，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穀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史達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麵。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 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 ）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聲明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鍾，閑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裏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幹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鍾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裏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幹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些場麵。三個長發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髮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訪蘇心潮(6)
扭擺舞在蘇聯（ 至少在城市 ）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幹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的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
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隻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裏，一位麵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裏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
他說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 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至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至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 ）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