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中到了成都，經過龍泉驛，坡度很大，彎彎曲曲很不好走。聽說有好多汽車在那裏出了事，有的翻了車，有的自己撞了。這地方一下雨，黃土很黏，汽車最難走。從重慶到甘肅、陝西、成都、川北，這個地方是必經之路，偏偏地弄得這麽壞。為什麽弄成這個樣子?在蔣介石手下辦事的人，無論做什麽事都是敷衍，不負責任，並且說是省錢。實在說起來，這些車不值錢嗎?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見小利，看不到大事。這就是蔣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這一天，一位副官對我說，前三天有四輛載重車是押解著兩萬萬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當軍費和發餉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邊，有的走到龍泉驛，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搶去了;還開槍打死了人。他們留下的話說：
“與其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給別人送錢，不如我們發個小財。謝謝你們!”這件事弄得蔣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裏是賀國光負責任，還有就是鄧先生和田先生。我在這裏見了很多舊朋友，他們對我說：“我們得快點想辦法，我們是加入軍統，還是加入黨統;不然我們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樣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對他們說：“隻有抗日和愛國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說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們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東北角的操場上看軍隊，人數不多，有一兩千人，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樣子。我到軍官學校去看了一看，也給他們講了話。成都人民對我說：“軍官學校的學生紀律太壞，他們時常不斷的手裏拿著手榴彈往魚塘裏扔，炸彈一響，魚死了，浮在水麵上，軍官學生就撈回去吃。百姓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裏的戲院和電影院子，軍官學生今天逛這個戲園子，明天逛那個，誰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軍官學生畢業，分發到前方去，他們的川資被軍需人員給剝削了。學生們氣憤極了，把軍需人員打傷，屋子也給破壞了。軍官學校裏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請他們來，問是什麽緣故這樣做，他們說：“校長是蔣介石，一年也來不了一次或二次。負教育責任的，用人用錢，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壞呢?”他們又說：“蔣介石一身兼著軍官學校校長、步兵學校校長、炮兵學校校長、交輜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航空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軍醫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又一度曾任過中央大學的校長，還有許多軍官分校也是蔣介石當校長，隻有一個獸醫學校校長不兼。大概算起來，蔣兼了三十七個校長，教育長都當不了家，事情怎麽不壞?軍紀怎麽不壞?”我看那些教官們都憂愁極了!
在華西壩給五間大學學生講抗日的事情。那天本來預定的在一個大講堂裏，臨時來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沒有辦法，就在大院子裏臨時來了一個電燈，在一個桌子上站著講的。學生們聽了我的話有時落下淚來，有時大笑起來，有時鼓起掌來。青年們是有血性而且又純潔的，他們隻知道愛國家、愛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動。散會後，有幾個學生對我說，他們可憐得很，很受壓迫。我問他們什麽緣故?他們說：“學校裏布滿了特務，誰說了不滿政府的話，不是失蹤挨打，就是被開除。還有念書好的，就稱他是共產黨，更有那些吃苦耐勞而幫助人的學生，那就是紅色帽子戴上了。”我聽見他們報告的這一切實情，真覺得難過。
我曾到過華西大學教授費爾普先生家裏，他是美國人。這裏有三對美國夫婦都是很好而又熱心的基督徒，共同寫了一本《為人的耶穌》。這個意義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當然基督還不是老師嗎?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說法。但謠言卻因此出來了，說他們不該說神話，一定是共產黨。我想連美國人寫一本書都拿紅帽子給他們戴上，中國人那還得了!
成都西門外，一二十裏的一個地方，有一個特設的黨務訓練班找我去講話。我對他們說：“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說，什麽叫民國?民國就是人民的國，人民是主人，公務員是僕人，僕人要服侍主人，僕人要處處討主人歡喜才對呢!你們大家受了訓練之後，是做主人呢，還是做僕人?我希望大家做個真正的僕人，時時刻刻要為老百姓服務，那樣你們就沒有白受訓練了。”散會後，有人對我說：“先生這種講話很像共產黨的論詞。”我說：“是那樣嗎?”
第38章 到處遍設收稅機關
原來國民黨喊出的口號是剷除苛捐雜稅，結果呢，各處都是收稅機關。有人說：“自蔣介石當政以來，隻有放屁沒有捐稅，任何事情都有捐稅。”我從成都回重慶，經過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館裏，用自己帶的午飯。同我在一起檢閱軍隊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們的饅頭籃子從車上拿下來，有雞蛋弄鹹菜湯，一個熱湯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館裏吃飯，看見路北的樓上，兩個鬼鬼祟祟的人向我們這裏看。我想一定有點緣故，就請跟我的賴秘書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麽一回事。他們查了之後來報告，那是一個稅局子，樓上頭的床上擺著鴉片煙盤子，兩個人正在那裏抽大煙，樓下桌子上擺著麻將牌，四個人正在打著。把他們收稅的本子看看，本年的帳都寫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開支總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這樣看起來，收稅機關是為誰而設的呢?他們的帳目上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支出二百九十多元，是為國家的嗎?還是為他們自己?一斤豬肉，一個雞蛋，一塊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稅。這些稅務人員，口口聲聲說他們窮，他們又能抽鴉片，又能打麻將。把他們叫到麵前來看一看，都是麵黃肌瘦像活鬼一樣。我到他們的樓底下去看一看，牆上貼滿了用紅紙綠紙寫的標語，如：“擁護蔣委員長”、“實行新生活”，我想蔣介石提倡的新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像裘溪河這樣的地方，在成都到重慶這一段路上總有幾十處，若以全國計算，該有多少?像這樣的收稅機關不是有意養個臭蟲來吸人血嗎?還是別有意思呢?我問那收稅的人員是怎麽來的，他們理直氣壯地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是在最高機關買下來的。”我把這個情形，打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回到了重慶，又當麵對他說了，隨後又給他寫了一封信。可是後來我知道，連半點也沒有改革，這不是奇怪的事嗎?
第二天我到白市驛去檢閱軍隊。那裏的團長拿著士兵的點名冊給我看，前一個星期人數是足的，現在的人數每營都缺幾十個。我問他什麽緣故?團長回答說：“有些新兵從家裏來，路上得走一二十天，故意地不給他們飽飯吃，餓得太厲害了。一來到這裏，他們要盡量地吃飽飯，因此每連都有脹死的兵。這都是經醫生檢查過的。這不是故意害死人是什麽?如果稍有人性，無論如何不能在路上把壯丁餓到這個樣子。”這一位團長說的話非常誠懇，他把當時他這一團人的困難，一樁一樁地都說了出來，我覺得這樣的團長還算是很少的。
就在這一天，一位副官對我說，前三天有四輛載重車是押解著兩萬萬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當軍費和發餉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邊，有的走到龍泉驛，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搶去了;還開槍打死了人。他們留下的話說：
“與其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給別人送錢，不如我們發個小財。謝謝你們!”這件事弄得蔣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裏是賀國光負責任，還有就是鄧先生和田先生。我在這裏見了很多舊朋友，他們對我說：“我們得快點想辦法，我們是加入軍統，還是加入黨統;不然我們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樣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對他們說：“隻有抗日和愛國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說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們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東北角的操場上看軍隊，人數不多，有一兩千人，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樣子。我到軍官學校去看了一看，也給他們講了話。成都人民對我說：“軍官學校的學生紀律太壞，他們時常不斷的手裏拿著手榴彈往魚塘裏扔，炸彈一響，魚死了，浮在水麵上，軍官學生就撈回去吃。百姓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裏的戲院和電影院子，軍官學生今天逛這個戲園子，明天逛那個，誰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軍官學生畢業，分發到前方去，他們的川資被軍需人員給剝削了。學生們氣憤極了，把軍需人員打傷，屋子也給破壞了。軍官學校裏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請他們來，問是什麽緣故這樣做，他們說：“校長是蔣介石，一年也來不了一次或二次。負教育責任的，用人用錢，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壞呢?”他們又說：“蔣介石一身兼著軍官學校校長、步兵學校校長、炮兵學校校長、交輜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航空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軍醫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又一度曾任過中央大學的校長，還有許多軍官分校也是蔣介石當校長，隻有一個獸醫學校校長不兼。大概算起來，蔣兼了三十七個校長，教育長都當不了家，事情怎麽不壞?軍紀怎麽不壞?”我看那些教官們都憂愁極了!
在華西壩給五間大學學生講抗日的事情。那天本來預定的在一個大講堂裏，臨時來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沒有辦法，就在大院子裏臨時來了一個電燈，在一個桌子上站著講的。學生們聽了我的話有時落下淚來，有時大笑起來，有時鼓起掌來。青年們是有血性而且又純潔的，他們隻知道愛國家、愛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動。散會後，有幾個學生對我說，他們可憐得很，很受壓迫。我問他們什麽緣故?他們說：“學校裏布滿了特務，誰說了不滿政府的話，不是失蹤挨打，就是被開除。還有念書好的，就稱他是共產黨，更有那些吃苦耐勞而幫助人的學生，那就是紅色帽子戴上了。”我聽見他們報告的這一切實情，真覺得難過。
我曾到過華西大學教授費爾普先生家裏，他是美國人。這裏有三對美國夫婦都是很好而又熱心的基督徒，共同寫了一本《為人的耶穌》。這個意義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當然基督還不是老師嗎?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說法。但謠言卻因此出來了，說他們不該說神話，一定是共產黨。我想連美國人寫一本書都拿紅帽子給他們戴上，中國人那還得了!
成都西門外，一二十裏的一個地方，有一個特設的黨務訓練班找我去講話。我對他們說：“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說，什麽叫民國?民國就是人民的國，人民是主人，公務員是僕人，僕人要服侍主人，僕人要處處討主人歡喜才對呢!你們大家受了訓練之後，是做主人呢，還是做僕人?我希望大家做個真正的僕人，時時刻刻要為老百姓服務，那樣你們就沒有白受訓練了。”散會後，有人對我說：“先生這種講話很像共產黨的論詞。”我說：“是那樣嗎?”
第38章 到處遍設收稅機關
原來國民黨喊出的口號是剷除苛捐雜稅，結果呢，各處都是收稅機關。有人說：“自蔣介石當政以來，隻有放屁沒有捐稅，任何事情都有捐稅。”我從成都回重慶，經過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館裏，用自己帶的午飯。同我在一起檢閱軍隊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們的饅頭籃子從車上拿下來，有雞蛋弄鹹菜湯，一個熱湯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館裏吃飯，看見路北的樓上，兩個鬼鬼祟祟的人向我們這裏看。我想一定有點緣故，就請跟我的賴秘書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麽一回事。他們查了之後來報告，那是一個稅局子，樓上頭的床上擺著鴉片煙盤子，兩個人正在那裏抽大煙，樓下桌子上擺著麻將牌，四個人正在打著。把他們收稅的本子看看，本年的帳都寫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開支總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這樣看起來，收稅機關是為誰而設的呢?他們的帳目上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支出二百九十多元，是為國家的嗎?還是為他們自己?一斤豬肉，一個雞蛋，一塊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稅。這些稅務人員，口口聲聲說他們窮，他們又能抽鴉片，又能打麻將。把他們叫到麵前來看一看，都是麵黃肌瘦像活鬼一樣。我到他們的樓底下去看一看，牆上貼滿了用紅紙綠紙寫的標語，如：“擁護蔣委員長”、“實行新生活”，我想蔣介石提倡的新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像裘溪河這樣的地方，在成都到重慶這一段路上總有幾十處，若以全國計算，該有多少?像這樣的收稅機關不是有意養個臭蟲來吸人血嗎?還是別有意思呢?我問那收稅的人員是怎麽來的，他們理直氣壯地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是在最高機關買下來的。”我把這個情形，打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回到了重慶，又當麵對他說了，隨後又給他寫了一封信。可是後來我知道，連半點也沒有改革，這不是奇怪的事嗎?
第二天我到白市驛去檢閱軍隊。那裏的團長拿著士兵的點名冊給我看，前一個星期人數是足的，現在的人數每營都缺幾十個。我問他什麽緣故?團長回答說：“有些新兵從家裏來，路上得走一二十天，故意地不給他們飽飯吃，餓得太厲害了。一來到這裏，他們要盡量地吃飽飯，因此每連都有脹死的兵。這都是經醫生檢查過的。這不是故意害死人是什麽?如果稍有人性，無論如何不能在路上把壯丁餓到這個樣子。”這一位團長說的話非常誠懇，他把當時他這一團人的困難，一樁一樁地都說了出來，我覺得這樣的團長還算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