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這篇文章問蔣介石如何辦法,蔣說這都是造謠,不足為信。我說不然,五四運動以前許多真話,老段和安福係亦是說學生不好,又說學生無知,亂說話,結果被打之後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說的全是實話,你務必尊重這些話,改正過來,方是國家之幸,國民之福,不然會有大禍來臨。蔣又說唯唯唯!


    本年十二月十九日,蔣介石派陳儀,向著廈門市長王固盤坐著逸仙艦到台灣慶祝日寇占領台灣四十周年大典。陳王兩個人在台灣很奉承日本人治理台灣治理得好,並且把日本對於中國的問題有個秘密的商量。蔣介石因為他們兩個人能夠無恥地奉承日本人,就把王固盤調升了南京警察廳長。我對蔣介石說:“一般愛國的人,都說陳、王兩個人是媚外的,你對於他們要特別小心,不要隻看見眼前一點事,就把大事給誤了。”蔣聽見我的話,看看我,就哼哼哼!


    第17章 出賣福建安溪礦產給日人


    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趙修晉辦理這個事。這樣的寶貝礦藏讓給日本人,多少人都責備姓趙的。趙說:“這是蔣介石的命令,蔣叫這樣辦,誰敢不辦呢?”我把這件事,對蔣說:“日本人這樣地侵害我們,要亡我們的國家,為什麽還給日本人這樣交往呢?”蔣說,他要細細地查 一查。


    就在這個時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國的各總領事在上海會議的記錄。每一個總領事都有報告,報告完了都有一個意見書,內中福建總領事的意見說:“福建主席陳儀千萬不要換,因為陳儀服從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個主席還服從。”我問蔣介石:“你看見這一條沒有?”蔣說:“這是日本人的離間。”後來我就把這本書印出來,起個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裏邊還有一條很有關係日本在山東總領事的報告說,山東人最老實,隻要把孔夫子抓住,什麽都好辦,若抓不住孔夫子,山東人抵抗力很強。最好在日本多蓋些孔廟,請些個山東壞紳士到日本來,慶賀孔廟。那些人們一定願意來,從此就可以同山東的壞紳士來往。廣東的總領事說:“廣東人抗日的心很熱。”湖南的總領事說:“湖南人骨頭最硬。”四川總領事報告說:“四川人和湖南人差不多,一樣的都不好惹。”我把這本書一條一條地對蔣說,他好像有點半信半疑。在抗戰八年中,山東、湖南、廣東、四川,這些地方的人民的確表現了他們的特點出來。


    二月二十號,蔣介石為了鎮壓群眾抗日運動,發布了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明白地說:軍警可以有槍殺抗日群眾,逮捕救國分子,解散救亡團體,封閉救亡言論機關的特權。蔣介石、何應欽、王世傑分別發電對平津當局說,學生運動是共黨暗中操縱,要趕緊鎮壓。於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學校調查,分頭逮捕,先後共逮捕了一百零九個人。同時日本鬼子也電令北平的日本機關幫助中國調查學生運動。這件事情出來之後,我對蔣說:“就是這樣辦法,一定有許多朋友要離開你。”蔣說:“要抗日必要先這樣辦,你千萬不要著急,我一定有個辦法。”


    蔣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兩廣。他說:一個國家必須有綱紀,要有綱紀各省不能不服從中央。他所說的話,明著暗著都是說,先打廣東,後打廣西。誰能幫他這個忙,誰就是他的好朋友。我對蔣說:“這是最不祥的話,你自己拿刀槍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還和敵人打什麽仗,一個普通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你為什麽看不清這一點呢?”又有一天在廬山牯嶺,蔣問我對於兩廣有什麽意見?我對蔣說:“我在兵艦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麽話是你最不喜歡聽的,我今天來對你說。”蔣說:“請您說吧!”我說:“有一個人把自己的臉打腫了,在外麵裝個胖子好不?”蔣說:“不好。”我說:“一家人外麵有十個土匪在外麵打門,進了大門,又進了二門,這一家弟兄三個還要自己殺自己,他們互相砍殺,對不對?”我又對蔣說:“你是不是覺得兩廣這些將領都是你的幫手,你要把你的幫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對付仇敵。”蔣說:“這話很好,一定不打內仗。”第二天午前十點鍾蔣介石同李烈鈞先生來看我。蔣說,他要上飛機到廣東去,問我還有什麽話說。我想昨天談話的時候,李烈鈞先生未在場,蔣介石會不認帳的。我又趁著李烈鈞先生在這裏,把昨天向蔣介石說的話從頭說了一遍, 並且還說:“你若說我說得不對,可以當麵駁倒我,設若我說得對了,我希望你毫不遲疑地馬上停止一切打內戰的準備。”李烈鈞不知不覺地就在那裏鼓起掌來。蔣介石說:“我一定照著你說的話去辦,決不會遲疑的。”就這樣李烈鈞先生送蔣去飛機場。這一次的結果還算好,因為有居正、程潛兩個人親自到廣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決。


    第18章 把救國會七君子下獄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這篇文章,真是震動了全國各界人們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們這篇文章去做,並且希望馬上就實行。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監了。那幾天也正是駐華北的日本軍隊大演習。十月二十六日,就有紅軍的將領致書與蔣介石及西北的各將領說:“國勢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爭。”他們希望蔣介石懸崖勒馬。那是因為蔣介石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飛到陝西,二十九日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共產黨不以民族利益為本位,不論其標榜什麽,政府決貫徹一向方針。”也因為西北軍、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蔣介石就調蔣鼎文帶著中央軍入了陝西,為的是監視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行動。


    這年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到西安。蔣對張學良、楊虎城說:“無論怎樣,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一定給一個嚴重的處置。”這是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和楊虎城不願意打內仗而願意對日本人作戰,蔣介石才給他講這種話。 到了十日那天,蔣介石在西安的省黨部向著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們說話:“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人離我們遠得很,如果遠近不分,便是前後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說完了,一點好的印象都沒有,一散會,許多軍官大罵蔣介石。也因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學生舉行“一二·九”周年紀念遊行,蔣介石下命令叫軍警開槍鎮壓,就因為這樣大多數的人們都說:“日本侵占我們的土地,殺了我們的同胞,又在華北大演習,蔣介石說:‘離我們遠可以不聞不問。’像七君子這一類的人們變成了救國有罪,一意地發動打內仗,這不是瘋了嗎?這簡直地變成了神經病人。”不論文的武的,不論老的少的都在這裏像大禍臨頭一樣,彼此相問:這可怎麽好? 這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我為了七君子的事,寫信給蔣介石請他趕快放出來。蔣去西安,我給蔣打電報,再三再四地對蔣說:“非趕緊放出七君子不可。”蔣叫陳布雷見我說:“不久一定會放出來。”我對陳布雷說:“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國人都說‘救國有罪’,這還得了?萬不可再遲,應當快快地放出來,才對呢!”陳布雷說,他馬上見蔣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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