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結構，以家族宗法關係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和儒學“忠、孝”觀念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思想的三者統一體。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社會思想對認識自然的要求，就是將自然現象作為超自然的預示和社會人事變異的徵兆，以此得出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政治結論和道德原則，並企圖通過技術實踐和觀察自然現象，領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和方略。“技進於道”和“格物致知”，是在當時思想環境下認識自然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方法。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道佛為主體的傳統思想是以政治倫理問題為中心內容和思維材料的。因而它帶有兩個固有弱點。一是政治意識對自然科學內容的直接幹涉，對自然物體和自然現象的解釋必須符合、服從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科學技術作為恭順的婢女直接為政治目的服務。二是固定的教條主義的思維模式，容易使社會思想日趨僵化。在這種傳統思想的束縛下，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的發展缺乏應有的獨立性，自然界也始終沒有成為認識活動的獨立對象。因而，在科學認識活動中不能形成一係列反映自然本質的基本概念和總體性範疇，完成理論上的抽象和概括，也就不能進一步構成相對獨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形態。這種狀況，使一些科學學科始終停留在經驗科學的水平上。即使是古代中國比較發達的數學和天文學，它們的發展也一直是沿著經驗性和實用性的軌道。天文學發展的起點和終點是曆法的製定，數學則局限於實際問題的數值解，以應用題集的方式表現自己的進步。
曆法的製定固然是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製定曆法更重要的是以朔政，宣揚皇權神授為根本的政治目的。中國的德治思想和尊天命的政治觀念是相關聯的，天意是通過各種天象顯示的。對各種天象解釋的神格化是社會人事變遷更迭的天意、天命、天誌所在。曆法本來是在變化的天象中來尋求規律性，說明歲月季節變化有序的客觀性，然而統治階級也用來說明天意的必然性，論證王朝興亡交替是天命的體現。因而，改歷就成為改製的中心內容，曆法的製定和修改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從西周起，以觀象、授時、製歷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事業，一直是中央直接控製的官辦事業。歷代王朝大都禁止私人從事天文研究，有的王朝甚至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如《大明律》規定，私習天文者杖一百。以曆法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學隻重視計算天體移動的位置，這是和人們重視季節變化，重視王朝變遷的態度相關聯的。中國古代天文學不把大體運行的軌道和規律作為研究對象，這與沒有把自然界作為獨立的認識對象的思想相關聯。這種認識傾向使人們在研究天文學時沒能從幾何學和力學的角度來研究天體運動，用幾何學和力學的模型來認識、構畫宇宙的宏觀結構。古代中國的宇宙理論和天文觀測是不相銜接的。盡管古代中國有年代悠久而未間斷的天文觀測記錄，但在宇宙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始終是直覺想像的“天圓地方”的蓋天說。因為這種蓋天說和封建社會的政治、倫理觀念相適應，所謂“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在歐洲，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現代宇宙結構學說的各種模型，都是通過幾何——力學模型的方法構造起來的。這種構造性的模型方法，使宇宙理論建立在詳盡的天文觀測和精確的數學計算的基礎上。例如，刻卜勒根據第穀對火星的觀測資料，發現火星的軌道是橢圓，不是圓。實際上火星軌道的偏心率隻有0.093 ，表現在黃經方麵，兩者相差隻有8 弧分，而這8 弧分的誤差使宇宙結構的理論完全改觀，引起了天文學的革命 。而古代中國的天文學，為了追求一個日月合壁，五星聯珠，天象吉利的曆法，使天文的計算、推測往往會忽略天文觀測數據的精確性，使天文理論充滿了不少牽強附會的迷信色彩。
中國古代數學以數值計算為中心，這適應了曆法製定和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生產所需解決的各種數量計算問題的狀況。中國古代數學由於實際數值計算的局限性，忽視了對自然事物在數，形方麵的和諧性與統一性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直觀性。它也沒有把數學和邏輯論證方法結合起來，沒有能從直觀的抽象進步到理想化的抽象，形成一個有嚴密內在邏輯的理論體係，為計算規則，測量方法等的理論化奠定一個明確的概念基礎。同時，中國古代數學也沒有成為一種一般化的認識形式係統，沒有能成為一種一般的科學思維方法。因而，中國古代數學不可能與其他科學相結合，為它們提供一種明確的形式語言、普遍的思維方法和有力的推理論證的工具，使它們從觀察、感覺的常識性階段上升到理論領域。在歐洲，數學作為一種思想和方法滲透到其他科學之中，使其形成有邏輯結構的理論形態。這是古希臘科學傳統的繼續，是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指出，中國古代數學的實用性和非邏輯結構，以數值計算為主要內容的特點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沒有把自然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的這一傾向相關聯的。
這種社會思想也促成了一種重人文，輕理工;尚空談，鄙實踐;崇義理，薄功利;慎修身，斥技藝的價值觀念傳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是整個社會的信條。“君子不器”是儒門的教規。鄙視技藝，將技藝貶為“玩物喪誌”於“國事無補”，士林不齒的下等行檔是封建社會普遍的風氣。《禮記。王製》雲：“凡執技從事上者……不與士齒”，“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新唐書。方技列傳》雲：“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以誇眾，神以巫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史書中此類記載不勝枚舉，表明了在中國封建社會從事科技活動的工匠其低下的社會地位。知識階層奮鬥的目標就在於熟讀儒家經典，為了有朝一日金榜題名。失意者則在老莊和佛學中尋求解脫。當儒學與科舉製度相結合，整個教育體製(從內容到形式)和社會思想也日趨僵化。這形成了一種價值取向的定勢，四書五經成為知識階層進入仕途，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階梯。這不僅影響到讀書人對個人前途的奮鬥方向，而且影響到個人對自我價值的評價標準。
讀書人做學問的任務就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為此而皓首窮經，耗費了一生的精力和智力。工匠和知識分子的活動被遠遠隔離，研究生產技藝就缺乏文化知識方麵的動力，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夠的知識力量。同時，儒學又把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技藝改革歸咎於不道德的功利主義行為，這樣，物質生產本身對生產技藝的促進也大受限製。在這樣的狀況下，生產技藝要得到理論上的總結和提高，應用上的推廣和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歷史上無數傑出的技術發明無聲無息地湮滅就是必然的結局。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道佛為主體的傳統思想是以政治倫理問題為中心內容和思維材料的。因而它帶有兩個固有弱點。一是政治意識對自然科學內容的直接幹涉，對自然物體和自然現象的解釋必須符合、服從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科學技術作為恭順的婢女直接為政治目的服務。二是固定的教條主義的思維模式，容易使社會思想日趨僵化。在這種傳統思想的束縛下，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的發展缺乏應有的獨立性，自然界也始終沒有成為認識活動的獨立對象。因而，在科學認識活動中不能形成一係列反映自然本質的基本概念和總體性範疇，完成理論上的抽象和概括，也就不能進一步構成相對獨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形態。這種狀況，使一些科學學科始終停留在經驗科學的水平上。即使是古代中國比較發達的數學和天文學，它們的發展也一直是沿著經驗性和實用性的軌道。天文學發展的起點和終點是曆法的製定，數學則局限於實際問題的數值解，以應用題集的方式表現自己的進步。
曆法的製定固然是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製定曆法更重要的是以朔政，宣揚皇權神授為根本的政治目的。中國的德治思想和尊天命的政治觀念是相關聯的，天意是通過各種天象顯示的。對各種天象解釋的神格化是社會人事變遷更迭的天意、天命、天誌所在。曆法本來是在變化的天象中來尋求規律性，說明歲月季節變化有序的客觀性，然而統治階級也用來說明天意的必然性，論證王朝興亡交替是天命的體現。因而，改歷就成為改製的中心內容，曆法的製定和修改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從西周起，以觀象、授時、製歷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事業，一直是中央直接控製的官辦事業。歷代王朝大都禁止私人從事天文研究，有的王朝甚至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如《大明律》規定，私習天文者杖一百。以曆法為主要內容的古代天文學隻重視計算天體移動的位置，這是和人們重視季節變化，重視王朝變遷的態度相關聯的。中國古代天文學不把大體運行的軌道和規律作為研究對象，這與沒有把自然界作為獨立的認識對象的思想相關聯。這種認識傾向使人們在研究天文學時沒能從幾何學和力學的角度來研究天體運動，用幾何學和力學的模型來認識、構畫宇宙的宏觀結構。古代中國的宇宙理論和天文觀測是不相銜接的。盡管古代中國有年代悠久而未間斷的天文觀測記錄，但在宇宙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始終是直覺想像的“天圓地方”的蓋天說。因為這種蓋天說和封建社會的政治、倫理觀念相適應，所謂“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在歐洲，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現代宇宙結構學說的各種模型，都是通過幾何——力學模型的方法構造起來的。這種構造性的模型方法，使宇宙理論建立在詳盡的天文觀測和精確的數學計算的基礎上。例如，刻卜勒根據第穀對火星的觀測資料，發現火星的軌道是橢圓，不是圓。實際上火星軌道的偏心率隻有0.093 ，表現在黃經方麵，兩者相差隻有8 弧分，而這8 弧分的誤差使宇宙結構的理論完全改觀，引起了天文學的革命 。而古代中國的天文學，為了追求一個日月合壁，五星聯珠，天象吉利的曆法，使天文的計算、推測往往會忽略天文觀測數據的精確性，使天文理論充滿了不少牽強附會的迷信色彩。
中國古代數學以數值計算為中心，這適應了曆法製定和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生產所需解決的各種數量計算問題的狀況。中國古代數學由於實際數值計算的局限性，忽視了對自然事物在數，形方麵的和諧性與統一性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直觀性。它也沒有把數學和邏輯論證方法結合起來，沒有能從直觀的抽象進步到理想化的抽象，形成一個有嚴密內在邏輯的理論體係，為計算規則，測量方法等的理論化奠定一個明確的概念基礎。同時，中國古代數學也沒有成為一種一般化的認識形式係統，沒有能成為一種一般的科學思維方法。因而，中國古代數學不可能與其他科學相結合，為它們提供一種明確的形式語言、普遍的思維方法和有力的推理論證的工具，使它們從觀察、感覺的常識性階段上升到理論領域。在歐洲，數學作為一種思想和方法滲透到其他科學之中，使其形成有邏輯結構的理論形態。這是古希臘科學傳統的繼續，是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指出，中國古代數學的實用性和非邏輯結構，以數值計算為主要內容的特點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沒有把自然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的這一傾向相關聯的。
這種社會思想也促成了一種重人文，輕理工;尚空談，鄙實踐;崇義理，薄功利;慎修身，斥技藝的價值觀念傳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是整個社會的信條。“君子不器”是儒門的教規。鄙視技藝，將技藝貶為“玩物喪誌”於“國事無補”，士林不齒的下等行檔是封建社會普遍的風氣。《禮記。王製》雲：“凡執技從事上者……不與士齒”，“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新唐書。方技列傳》雲：“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以誇眾，神以巫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史書中此類記載不勝枚舉，表明了在中國封建社會從事科技活動的工匠其低下的社會地位。知識階層奮鬥的目標就在於熟讀儒家經典，為了有朝一日金榜題名。失意者則在老莊和佛學中尋求解脫。當儒學與科舉製度相結合，整個教育體製(從內容到形式)和社會思想也日趨僵化。這形成了一種價值取向的定勢，四書五經成為知識階層進入仕途，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階梯。這不僅影響到讀書人對個人前途的奮鬥方向，而且影響到個人對自我價值的評價標準。
讀書人做學問的任務就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為此而皓首窮經，耗費了一生的精力和智力。工匠和知識分子的活動被遠遠隔離，研究生產技藝就缺乏文化知識方麵的動力，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夠的知識力量。同時，儒學又把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技藝改革歸咎於不道德的功利主義行為，這樣，物質生產本身對生產技藝的促進也大受限製。在這樣的狀況下，生產技藝要得到理論上的總結和提高，應用上的推廣和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歷史上無數傑出的技術發明無聲無息地湮滅就是必然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