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思想在墨家的科學活動中都已有萌芽,墨子結合工匠和學者的知識,使實踐經驗和理性思維相結合,有可能使這一萌芽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梁啓超曾說過:“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墨經》而已矣。” 梁啓超下的這個斷語,在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激烈衝突,近代文化顯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威力,中國傳統文化日漸顯示它的惰性、遲滯、僵化的思想背景下,不無扼腕、感嘆之意,然而從科學思想的總體上來看,是頗有道理的。


    墨子科學思想與近代科學精神相遙相符,說明墨子科學思想和科技活動相結合,有可能使中國古代科學沿著實用經驗形態向理論科學形態的方向發展。因此,探究墨子科學思想何以湮滅的原因,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何以具有某種固有特徵,對研究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何以別具一途,是很有意義的。


    第五章 烏托幫的政治理想和失敗的政治實踐


    一、墨子交相利、兼相愛的理想社會


    麵對春秋戰國之際的混亂政局,各個社會階層,特別是社會下層的庶民對安居樂業具有強烈的渴求,他們從本身物質利益出發憧憬著自己的理想的社會生活。各派思想家也針砭時弊,揭露現實,極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描繪出各自理想社會的藍圖。孔子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大同社會是以調和各階級的矛盾,調整各階級的利益為基本目的的。老子以“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是以明哲保身,互不幹擾為基本目的的。墨子提出兼愛交利的理想社會是以人人平等,有財相分,有利相交,彼此互愛為基本目的的。雖然孔、老、墨三家理想各不相同,代表的階級利益也不相同,但在一點是相同的,即對民不聊生的黑暗現狀的憤慨,他們從不同的角度關心到人性問題,關心人的生存。這個共同點正是春秋戰國之際士、農、工、商階層的壯大,貴族萎縮的一個反映。


    (一)以普愛形式表現的平等觀


    墨子的思想是代表小生產勞動的。當時的小生產勞動者是一種分散的,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社會階層。他們付出了很大的勞動代價,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物質財富,本身卻過著艱辛的生活。因而小生產者對“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特別敏感。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是小生產勞動者所固有的,他們不僅希望自己不受別人剝削,也不希望別人饑寒交迫。另一方麵,由於他們是一種相當分散的力量,因而很難積聚在一起,靠本身的力量來實現自己平均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所以,他們總把希望寄託於一種權威的力量以一同天下之平均。墨子交相利,兼相愛的思想正是以一種普愛的形式表現了這種平等的要求,並以尚同、天誌的權威來實現這種均天下之利的普愛、平等。


    墨子首先提倡全民同利,在經濟上,有財相分,有利相交。因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 每個人在天麵前都是平等的,都應享受天賦於人的各種物質生活,所以欲富貴而惡貧賤是人性之自然。要改變現實社會貧富不均,損不足益有餘兩極分化的現象,在社會相互關係中,就應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即應用損有餘益不足的方法達到在經濟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對社會財富的分配應以天下共利為目的,達到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這樣合理的社會狀況。天下同利,財富均等的社會理想,墨子是以人人必須參加勞動為前提的。墨子認為,隻有參加勞動的人,才有權力獲得物質生活資料,大同社會不允許存在不勞而獲。這種有力助人,有財分人的道德、行為準則,在小生產勞動者的群體中是較為普遍地施行的,也是一種受人稱道的社會行為。小生產勞動者雖然分散,並主要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將最關鍵的生產、工藝技術當作祖傳秘寶,絕不外傳,但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由於商品經濟相對薄弱,生產的競爭性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白熾化程度。小生產勞動者,特別是小農,彼此之間在勞動或物質上的互相幫助,以解決彼此臨時或突然發生的生產或生活上的困難,是一種禮尚往來的常見社會現象。墨子將這種常見社會行為提到交相利的社會普遍原則的認識高度。交相利的思想是針對財富分配的不均,苦樂不等的社會弊端。一部分人不勞而獲,卻生活奢侈,揮霍浪費,厚葬久喪,鍾鳴鼎食。另一大部分人終日勞動,卻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身無立錐之地。墨子認為,造成這種貧富不均狀況的主要原因是貴族、君主的巧取豪奪。他們“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彩,靡曼之衣”,“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 死後,又“厚葬久喪”,“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他們不僅在本國如此,而且為掠奪別國財富,經常發動侵略戰爭,“以攻戰為利”,使“死者不可勝數”。 物質利益的合理分配,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過著溫飽而不奢侈的生活,這是墨子兼愛思想的基本內容。另一方麵,墨子也看到了社會物質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社會動亂的一個重要原因,“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 並進一步指出貴族階級“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 因此,社會要達到物質利益上的交相利,就必須在政治和道德行為方麵各自節製,提倡愛人、利人,並將這種愛人、利人的思想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準則。這種準則在墨子的學說中就是兼相愛的思想。


    墨子說:“無窮不害兼”。 如果空間是無窮無盡的,在這無限大的空間中,每一個有窮區域都實行了兼相愛的行為準則,則在這無窮的空間中沒有一個地方是不兼愛的。所以,無窮的空間當然是充滿兼愛的。如果人也多得無限,而每個人都實行兼愛的主張,則這無窮多的人也必然是充滿兼愛的。


    雖然,有時並不知道某人處何處,但這並不妨礙其他人用兼愛的主張去對待他,“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墨子認識,隻要有人存在,兼相愛的主張總是有利於人的。所以,兼相愛的社會原則是永存的。兼相愛的目的就是為了“萬民之食之所以足也”。 愛人就是為了利人。墨子舉了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兼愛之士,兼愛之君是受社會普遍歡迎的。人們在選擇朋友,選擇國君時,思想上、心理上總偏愛於兼士,兼君,而不喜歡別士,別君。別非兼是,以兼易別就是一個必然的結論。墨子進一步論證了兼愛是一個不僅適合社會而且可用的社會原則,如果是“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 在論證兼是別非,以兼易別的正確性時,墨子假設: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日:“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痛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愛人若己,別士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如果現在有一個即將遠遊的人要在這兼、別兩士之中選擇一個人寄託自己的妻室兒女,請其照料,他將選擇誰呢?墨子肯定地說,隻要不是愚笨之人,雖然可能他也不主張兼相愛,但他必定選擇兼士來照料自己的妻室兒女。取兼士,棄別士是因為兼士能照料好他的家庭,有利於他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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