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交換的價格符合交換商品的價值，這樣的買賣交易是公道的。同時，墨子看到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確實存在影響商業價值體現的各種因素，因而交換的價格也往往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墨子認為這種價格和價值背離的商品交換不符合均利的原則，因此，必須剔除這些影響因素，使得商品的價值能被價格真正體現出來。墨子進一步指出了真正影響商品價值和價格不相一致的因素是買賣雙方是否需要，即“人之所欲”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商品價值體現的程度。墨子認為，能真正滿足人之所欲的，則商品的價值據此而決定的商品價格就是適宜的。例如，亡國之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賣妻嫁女。墨子舉亡國之人賣妻嫁女以換取自身生存費用的例子，隻是為了論證，人的生存對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是商品價值體現的基礎。墨子對商品價值和價格的認識說明了兩點：第一，墨子的這種認識是以滿足人之所欲為出發點的，墨子認為，正是人的生存對生活資料的需求，才使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價格的形式體現出來，使人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各自彼此得到自己所需的生活資料，達到互利、均利的目的。第二：，墨子的這種認識，要求商品的價值在交換過程中得到真實的體現，不致因各種原因，使價格不能反映商品的價值。即墨子強調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要平等互利，以達到天下之利的目的。
春秋戰國之際，商品交換開始進入貨幣經濟階段，貨幣作為通貨是一般商品交換的基本媒介。貨幣的廣泛使用，一方麵說明了春秋戰國之際以來商品經濟發展的繁榮，另一方麵也說明，商品交換在價值和價格關係及其合理性方麵的認識也更趨複雜。墨子關於貨幣與商品價格之間關係的認識有一段闡述和分析：“刀糴相為賈，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 ……這裏的“刀”是一種古代貨幣，“糴”指買入的商品。在現實的商品流通過程中，貨幣與商品價值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經常變動的狀況。“刀輕”，即貨幣貶值的時候，商品的價值並不因之上升，雖然從價格上看是買貴了：“刀重”，即貨幣升值的時候，商品的價值並不因之而下降，雖然從價格上是買便宜了。如果，“王刀無變”，即國家貨幣幣值不變，而商品的價格受市場等各種原因的影響總會上下發生波動，則商品價格的變化遲早會引起貨幣幣值的變化。每年商品價格發生變化，則貨幣幣值也隨之發生變化。也就是說，貨幣幣值應和商品的價值、價格相適應。同時，墨子對貨幣具有特定的購買價值也有所認識，“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 這裏的布為銅鑄幣名。可以看到，墨子主要是從商品價值的角度來談貨幣幣值的。因為墨子認為，貨幣本身對人並不是生存的直接需要物，商品價值的貴賤是以人的生存需要為依據，物以稀、需為貴。在墨子時代通貨膨脹的存在程度很小，一般往往是商品生產的發展超過鑄幣的生產，那麽由商品價值、價格變化引起貨幣幣值的變換就是必然的結果。這種認識對墨子來說，仍是基於從物質生產資料對人生存價值重要性的角度出發的。人之所欲對商品的需求決定了商品的價值、價格及其與貨幣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墨子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宜不宜，在欲與不欲”。 當然，將商品價值和價格的關係適當與否，決定於買賣雙方的主觀欲望，是一種主觀效用論的反映，忽略了商品內在價值的客觀存在。但是，這個結論反映了墨子關心物質財富的再分配，要求天下均利，保護勞動生產者物質利益的思想。
如果說，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作為商品通過各種方式和各種渠道進行變換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條途徑，那末，國家的財政收入及消費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另一種渠道。
春秋戰國之際，販運商業相當發達，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鹽、鐵之類的生產規模日漸發展擴大。這些行業所獲的暴利相當驚人，這種狀況造成了工商業主的巨富，從而使他們追求奢侈生活的享受。這些巨富揮霍浪費，而從事物質生產的農民、工匠卻生活艱困。國家財政收入微薄，不足以濟貧救困，所以墨子特別強調對巨富工商業主徵收稅利，以充實國庫。各級官吏應“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夜寐夙興，內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官府實而財不散。“ 墨子還是想通過國家徵稅收利的手段來調節貧富不均的現象，抑製豪富，救濟貧困，實現均利，以達天下之利。另一方麵，對農民等一般的物質生產者，墨子反對厚斂，雖贊成徵稅於農，但《墨子》全書也隻輕描淡寫一句，”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 這種態度也可以說明，墨子並不很強調徵稅於農民等一般的物質生產者，因為他們每年收入甚微，徵稅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如果官吏厚斂的話，則他們就很難生存了。所以，從天下均利出發，墨子反覆強調的是對關市、山林、澤梁之利，即主要是針對巨富工商業主。對庶民百姓，墨子則隻強調應該”以其常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萬萬不可”厚作斂於百姓。“另外，墨子主張”官府實而財不散“的財政措施是和儒家”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的主張相對立。墨子認為，社會上貧富不均，社會物質財富分配不公，靠庶民百姓很難調節，實現天下均利。因此，如果有賢君、賢吏，能將富者多餘的財富通過稅收的方法集中於官府，這樣就有可能達到用富濟貧，天下均利的目的。墨子尚同於一，尚同於上的政治思想體現在社會財富再分配的經濟、財政措施上，就是運用政府的權力，通過徵稅，以”損有餘而補不足“。
求天下之利，就是要交相利，交相利就是要使生產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墨子不僅從理論上說明交相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從現實生活的經濟關係出發，論述了從商品價值和價格關係的角度實現交相利的具體手段和途徑，提出了用徵稅收利的經濟方式，實現天下均利。要達到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墨子強調消費上的節用，也是一個重要環節。
第四章 孕育科學發展新方向的科學思想
墨子將物質資料的生產放在社會一切活動的首位，那麽，對物質資料生產有直接影響的科學技術當然會倍加受到墨子的重視。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涉及到物質資料的生產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對自然物體、自然現象的研究。二是生產工具的使用和改進。這兩個方麵促使了墨子的科技活動的發展和科學思想的形成。
墨子是一個富有科學精神和邏輯修養的學者。墨子科學思想反映了當時科學發展所具有的特點和所達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具體進程。在中國古代科學史和古代思想史中，墨子的科學思想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作為中國古代思想之源的先秦諸子思想中，墨子的科學思想是別開生麵，獨樹一幟的。墨子的科學活動和科學思維方式，他在科學理論認識所達到的深度，理論形態構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諸子所不及。墨子的科學思想孕育著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另一個可能方向。
春秋戰國之際，商品交換開始進入貨幣經濟階段，貨幣作為通貨是一般商品交換的基本媒介。貨幣的廣泛使用，一方麵說明了春秋戰國之際以來商品經濟發展的繁榮，另一方麵也說明，商品交換在價值和價格關係及其合理性方麵的認識也更趨複雜。墨子關於貨幣與商品價格之間關係的認識有一段闡述和分析：“刀糴相為賈，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 ……這裏的“刀”是一種古代貨幣，“糴”指買入的商品。在現實的商品流通過程中，貨幣與商品價值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經常變動的狀況。“刀輕”，即貨幣貶值的時候，商品的價值並不因之上升，雖然從價格上看是買貴了：“刀重”，即貨幣升值的時候，商品的價值並不因之而下降，雖然從價格上是買便宜了。如果，“王刀無變”，即國家貨幣幣值不變，而商品的價格受市場等各種原因的影響總會上下發生波動，則商品價格的變化遲早會引起貨幣幣值的變化。每年商品價格發生變化，則貨幣幣值也隨之發生變化。也就是說，貨幣幣值應和商品的價值、價格相適應。同時，墨子對貨幣具有特定的購買價值也有所認識，“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 這裏的布為銅鑄幣名。可以看到，墨子主要是從商品價值的角度來談貨幣幣值的。因為墨子認為，貨幣本身對人並不是生存的直接需要物，商品價值的貴賤是以人的生存需要為依據，物以稀、需為貴。在墨子時代通貨膨脹的存在程度很小，一般往往是商品生產的發展超過鑄幣的生產，那麽由商品價值、價格變化引起貨幣幣值的變換就是必然的結果。這種認識對墨子來說，仍是基於從物質生產資料對人生存價值重要性的角度出發的。人之所欲對商品的需求決定了商品的價值、價格及其與貨幣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墨子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宜不宜，在欲與不欲”。 當然，將商品價值和價格的關係適當與否，決定於買賣雙方的主觀欲望，是一種主觀效用論的反映，忽略了商品內在價值的客觀存在。但是，這個結論反映了墨子關心物質財富的再分配，要求天下均利，保護勞動生產者物質利益的思想。
如果說，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作為商品通過各種方式和各種渠道進行變換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條途徑，那末，國家的財政收入及消費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另一種渠道。
春秋戰國之際，販運商業相當發達，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鹽、鐵之類的生產規模日漸發展擴大。這些行業所獲的暴利相當驚人，這種狀況造成了工商業主的巨富，從而使他們追求奢侈生活的享受。這些巨富揮霍浪費，而從事物質生產的農民、工匠卻生活艱困。國家財政收入微薄，不足以濟貧救困，所以墨子特別強調對巨富工商業主徵收稅利，以充實國庫。各級官吏應“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夜寐夙興，內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官府實而財不散。“ 墨子還是想通過國家徵稅收利的手段來調節貧富不均的現象，抑製豪富，救濟貧困，實現均利，以達天下之利。另一方麵，對農民等一般的物質生產者，墨子反對厚斂，雖贊成徵稅於農，但《墨子》全書也隻輕描淡寫一句，”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 這種態度也可以說明，墨子並不很強調徵稅於農民等一般的物質生產者，因為他們每年收入甚微，徵稅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如果官吏厚斂的話，則他們就很難生存了。所以，從天下均利出發，墨子反覆強調的是對關市、山林、澤梁之利，即主要是針對巨富工商業主。對庶民百姓，墨子則隻強調應該”以其常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萬萬不可”厚作斂於百姓。“另外，墨子主張”官府實而財不散“的財政措施是和儒家”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的主張相對立。墨子認為，社會上貧富不均，社會物質財富分配不公，靠庶民百姓很難調節，實現天下均利。因此，如果有賢君、賢吏，能將富者多餘的財富通過稅收的方法集中於官府，這樣就有可能達到用富濟貧，天下均利的目的。墨子尚同於一，尚同於上的政治思想體現在社會財富再分配的經濟、財政措施上，就是運用政府的權力，通過徵稅，以”損有餘而補不足“。
求天下之利，就是要交相利，交相利就是要使生產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能得到合理的分配。墨子不僅從理論上說明交相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從現實生活的經濟關係出發，論述了從商品價值和價格關係的角度實現交相利的具體手段和途徑，提出了用徵稅收利的經濟方式，實現天下均利。要達到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墨子強調消費上的節用，也是一個重要環節。
第四章 孕育科學發展新方向的科學思想
墨子將物質資料的生產放在社會一切活動的首位，那麽，對物質資料生產有直接影響的科學技術當然會倍加受到墨子的重視。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涉及到物質資料的生產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是對自然物體、自然現象的研究。二是生產工具的使用和改進。這兩個方麵促使了墨子的科技活動的發展和科學思想的形成。
墨子是一個富有科學精神和邏輯修養的學者。墨子科學思想反映了當時科學發展所具有的特點和所達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具體進程。在中國古代科學史和古代思想史中，墨子的科學思想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作為中國古代思想之源的先秦諸子思想中，墨子的科學思想是別開生麵，獨樹一幟的。墨子的科學活動和科學思維方式，他在科學理論認識所達到的深度，理論形態構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諸子所不及。墨子的科學思想孕育著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另一個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