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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述凸顯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一旦成立，黨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識形態的建構和發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指引和影響。毛澤東建構意識形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團結全黨奪取政權，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他預設了一個神聖正義的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挑選事實並展開論證，輝煌的目標吸引了他的視線，也造成了他的盲區。神化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合乎邏輯地神化其先鋒隊組織。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並導致社會崩潰的歷史和現實，是因為共產黨也要依靠行政權力建立社會主義並實現工業化。強調地主與農民的衝突，不僅關係到公平的社會理想和實現工業化的良好條件，更直接關係到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能力，關係到軍隊的兵源、士氣和後勤供給。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與政府對抗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歷代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採取這種後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榨幹吃盡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造反者則可以殺雞取蛋——壯大自身同時又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採用這種後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的重租和大麵積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因此，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到台灣後發動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歷史的必然，並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策略。這種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關係。
綜合而言，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1840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有選擇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歷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於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圖景的激勵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前無古人的堅韌勇敢。
2、新民主主義
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衝擊下，帝國製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註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製度的基本結構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製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裏去。
上述特徵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麵，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經濟方麵，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官辦，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對比帝國製度，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中，“家天下”被替換了，儒家官僚的儒家被替換了，官營企業的官營二字也被全民和集體所有製企業替換了，土地兼併被限製在富農水平，其他因素則無實質性變化。
新民主主義秩序註定難以穩定存在，因為它多變的領導集團與多變的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領導集團稍微左一點，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歷代帝國和前朝黨國腐敗墮落的老路。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又會造成國民黨在台灣遇到的局麵，黨國體製不得不麵對風起雲湧的民間政治要求。
3、社會主義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農業帝國的廢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工業化的平等社會。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集權製度在更加集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衝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並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
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製，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徵收農產品。同時，國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國營工業體係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 。
在國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國營工業體係的資金。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國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19。52%，1978年，這個比重上升為49。40% ，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並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劃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體係。大量投資被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 。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國營工商業體係延續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由於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企業管理官員和工人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閑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怠工的後果無須自己承擔，可以轉嫁給全社會。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製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後果隻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製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赴後繼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壓製後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製，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幹到戶。當這一切都被批判後，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與政府對抗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歷代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採取這種後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榨幹吃盡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造反者則可以殺雞取蛋——壯大自身同時又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採用這種後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的重租和大麵積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因此，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到台灣後發動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歷史的必然，並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策略。這種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關係。
綜合而言，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1840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有選擇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歷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於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圖景的激勵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前無古人的堅韌勇敢。
2、新民主主義
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衝擊下，帝國製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註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製度的基本結構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製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裏去。
上述特徵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麵，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經濟方麵，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官辦，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對比帝國製度，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中，“家天下”被替換了，儒家官僚的儒家被替換了，官營企業的官營二字也被全民和集體所有製企業替換了，土地兼併被限製在富農水平，其他因素則無實質性變化。
新民主主義秩序註定難以穩定存在，因為它多變的領導集團與多變的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領導集團稍微左一點，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歷代帝國和前朝黨國腐敗墮落的老路。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又會造成國民黨在台灣遇到的局麵，黨國體製不得不麵對風起雲湧的民間政治要求。
3、社會主義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農業帝國的廢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工業化的平等社會。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集權製度在更加集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衝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並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
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製，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徵收農產品。同時，國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國營工業體係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 。
在國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國營工業體係的資金。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國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19。52%，1978年，這個比重上升為49。40% ，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並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劃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體係。大量投資被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 。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國營工商業體係延續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由於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企業管理官員和工人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閑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怠工的後果無須自己承擔，可以轉嫁給全社會。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製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後果隻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製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赴後繼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壓製後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製，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幹到戶。當這一切都被批判後，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