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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數目字管理，明朝並不是沒有——田畝計量、戶口統計、離任審計、錢糧徵收都沒有離開過數字，但在處處是潛規則的製度格局中，這些數字不過體現了數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願和利益，它們掩蓋的東西比揭示的還要多。這樣的歷史我們並不陌生。
2000年10月
雁戶：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
我想講幾個離鄉農民的簡單而平凡的故事——絕對不是什麽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長江北岸走村串戶，走了三個村莊，串了十三戶人家，在每家坐上兩三個鍾頭，聽農民講了許多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調查研究人員，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問並且記錄，問題全都是中性的，沒有任何感情色彩。作為記錄者，我這方麵也沒有任何虛構（注1）。
一
小劉是個33歲的男人，在家種地，還要帶兩個孩子。他的妻子小葉在天津當保姆，每個月掙500塊錢，占他們家總收入的80%。小劉告訴我，1992年村裏鬧災，他的妻子小葉跟著熟人去天津找活幹，這一走就是七年。小葉每年春節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見了母親竟然不認識，小葉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
小葉每年會往村裏打六七個電話，打到一個裝了電話的鄰居家。在電話裏小葉經常訴說委屈，說她想回家。小劉完全理解小葉的心情，他說，小葉在外邊省吃儉用，住在一間小屋裏，自己做飯吃，每年攢二三千元帶回家。盡管如此，小劉仍然不贊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來，生活就難以維持了。兩個孩子要上學，每年的學雜費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費，加上各項稅費，就所剩無幾了。其實，人們的悲歡離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筆又一筆枯燥無味的家庭收支帳目決定的。這套帳我就不在這裏細算了。
1998年村裏又鬧災，水災之後鬧棉鈴蟲，棉花幾乎絕收，化肥種子農藥錢都收不回來，家裏便欠了一些債。小葉計劃再幹一兩年，還清債務之後就回來。小劉最後說，妻子究竟回來不回來，還要看孩子的情況。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讀書的材料，小葉就要多幹幾年，多積累一些錢給孩子當學費。如果孩子沒出息，還了債，攢些錢就回來。
小葉回來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養。這個說法讓我心裏一動。這裏好像藏著一個意思。這個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兩個小夥子給我講的故事。
一個小夥子姓邱，31歲，小學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種田，他曾經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開的小煤窯挖煤，住在工棚裏。每個班大約幹六七個小時，定額背五六噸煤。在完成定額的條件下，每天的工資在二三十元之間。就在這個地方，他們村的三個人死於小煤窯冒頂。我曾經去一位死者的家裏訪問，現在死者的妻子已經和死者的弟弟結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僥倖活了下來。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訓，危險就變成了很具體的東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種地。但是種地是掙不來錢的，沒有錢就不能蓋房，也不能娶妻生子，這些人生的大事很難完成。於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掙20元，又幹了四年，1997年徹底不幹了。他說掙錢雖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種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險。結婚後，他的妻子也認為太危險，不讓他幹了。小邱說，他以後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經掙下了蓋房的錢。他帶回來的錢大約有二萬元，這筆錢主要用於蓋房。
小邱反覆幾次談到了掙錢蓋房。他說，不出去掙錢是蓋不起房的（注2）。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蓋的，磚水泥結構，共三間，麵積大約有六七十平方米。蓋這棟房子花了他一萬五千元。
另外一個姓李的小夥子，也用同樣的口氣講到了外出和蓋房的關係。現在這位小夥子還在家鄉和上海之間來回跑，他是做裝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幹就進城，沒活幹就回家種地。他家的房子也蓋起來了，但是比較小，他計劃掙夠了錢再接出一間來。
二
講完了三戶農民家庭的收支狀況，我應該老實交代其中隱藏著的那點意思了。這就是：在他們的敘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種人生的收支預算，一種以整個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為單位進行的預算。外出打工，不管是當保姆是挖煤還是搞裝修，乃是這個整體預算中的一個必要部分，任務是掙蓋房錢和孩子的教育費等。沒有這宗收入，單單靠種田養雞，收支帳是做不平的。這是一種以家鄉種田養雞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外出隻是一個填補蓋房之類的額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沒有在中途轉變立足點，沒有發生整個人生設計的改變，這些農民早晚是要回鄉的。別小看這項簡單的帳目計算，它決定了數以億計的當代中國農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歡離合。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的基本故事。
在我訪問的三個村莊裏，有外出打工經歷的農民，最少也占到勞動力總數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生活在這個基本故事之中。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主要變型：有一部分農民從家鄉出發，走到半途，徹底改變了原來的人生計劃。他們不回去了，不再種田養雞了。原來的人生插曲演變成了主旋律。這樣的人我聽說過幾個，也親眼見過一個。
我訪問的這位“變型”農民姓丁，是長江上一條百噸級的運輸船的船主。他的兒子剛到入學年齡，為了孩子上學，他賣掉了船，回到家鄉。他打算歇業兩年，把上學的兒子安頓好，再找個同伴重操舊業。歇業是沒有辦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來是很穩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個水上運輸個體戶。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來就這樣過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裏沒有房子，原來的房子毀了，他也不打算蓋。他的承包田已經轉給了哥哥。這一切都說明他不打算回來了。但是兒子沒法上學，這個問題難住了他。於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鄉帶孩子讀書。隻剩下一個人，船上的活就沒法幹了，於是他被迫歇業。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蓋房，他寄居在親戚家裏，一旦有條件就會繼續當他的船主。對他來說，回鄉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這樣的人，在他的村莊裏有將近二十個。有的人買了上千噸的大船，很難想像這些人會再回來種地養雞了。在外邊發財買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職業的人，在我去的各個村子裏都有幾個，有的連戶口都轉進城鎮了。他們的外出已經成為遷移。對他們來說，以家鄉農業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早已徹底改變。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農民大有人在，問題是缺乏能力和條件。
三
當代農民的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為的因素。
決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稅費負擔，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和狹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畝的土地上，種植賣不出幾個錢的農作物，再無償上繳二三成的收入，這就註定了農民要向外尋找機會。隻要地少人多，隻要世界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不暴漲，隻要吃皇糧的幹部職工不減少，農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繼續演下去。
2000年10月
雁戶：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
我想講幾個離鄉農民的簡單而平凡的故事——絕對不是什麽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長江北岸走村串戶，走了三個村莊，串了十三戶人家，在每家坐上兩三個鍾頭，聽農民講了許多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調查研究人員，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問並且記錄，問題全都是中性的，沒有任何感情色彩。作為記錄者，我這方麵也沒有任何虛構（注1）。
一
小劉是個33歲的男人，在家種地，還要帶兩個孩子。他的妻子小葉在天津當保姆，每個月掙500塊錢，占他們家總收入的80%。小劉告訴我，1992年村裏鬧災，他的妻子小葉跟著熟人去天津找活幹，這一走就是七年。小葉每年春節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見了母親竟然不認識，小葉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
小葉每年會往村裏打六七個電話，打到一個裝了電話的鄰居家。在電話裏小葉經常訴說委屈，說她想回家。小劉完全理解小葉的心情，他說，小葉在外邊省吃儉用，住在一間小屋裏，自己做飯吃，每年攢二三千元帶回家。盡管如此，小劉仍然不贊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來，生活就難以維持了。兩個孩子要上學，每年的學雜費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費，加上各項稅費，就所剩無幾了。其實，人們的悲歡離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筆又一筆枯燥無味的家庭收支帳目決定的。這套帳我就不在這裏細算了。
1998年村裏又鬧災，水災之後鬧棉鈴蟲，棉花幾乎絕收，化肥種子農藥錢都收不回來，家裏便欠了一些債。小葉計劃再幹一兩年，還清債務之後就回來。小劉最後說，妻子究竟回來不回來，還要看孩子的情況。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讀書的材料，小葉就要多幹幾年，多積累一些錢給孩子當學費。如果孩子沒出息，還了債，攢些錢就回來。
小葉回來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養。這個說法讓我心裏一動。這裏好像藏著一個意思。這個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兩個小夥子給我講的故事。
一個小夥子姓邱，31歲，小學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種田，他曾經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開的小煤窯挖煤，住在工棚裏。每個班大約幹六七個小時，定額背五六噸煤。在完成定額的條件下，每天的工資在二三十元之間。就在這個地方，他們村的三個人死於小煤窯冒頂。我曾經去一位死者的家裏訪問，現在死者的妻子已經和死者的弟弟結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僥倖活了下來。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訓，危險就變成了很具體的東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種地。但是種地是掙不來錢的，沒有錢就不能蓋房，也不能娶妻生子，這些人生的大事很難完成。於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掙20元，又幹了四年，1997年徹底不幹了。他說掙錢雖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種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險。結婚後，他的妻子也認為太危險，不讓他幹了。小邱說，他以後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經掙下了蓋房的錢。他帶回來的錢大約有二萬元，這筆錢主要用於蓋房。
小邱反覆幾次談到了掙錢蓋房。他說，不出去掙錢是蓋不起房的（注2）。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蓋的，磚水泥結構，共三間，麵積大約有六七十平方米。蓋這棟房子花了他一萬五千元。
另外一個姓李的小夥子，也用同樣的口氣講到了外出和蓋房的關係。現在這位小夥子還在家鄉和上海之間來回跑，他是做裝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幹就進城，沒活幹就回家種地。他家的房子也蓋起來了，但是比較小，他計劃掙夠了錢再接出一間來。
二
講完了三戶農民家庭的收支狀況，我應該老實交代其中隱藏著的那點意思了。這就是：在他們的敘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種人生的收支預算，一種以整個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為單位進行的預算。外出打工，不管是當保姆是挖煤還是搞裝修，乃是這個整體預算中的一個必要部分，任務是掙蓋房錢和孩子的教育費等。沒有這宗收入，單單靠種田養雞，收支帳是做不平的。這是一種以家鄉種田養雞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外出隻是一個填補蓋房之類的額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沒有在中途轉變立足點，沒有發生整個人生設計的改變，這些農民早晚是要回鄉的。別小看這項簡單的帳目計算，它決定了數以億計的當代中國農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歡離合。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的基本故事。
在我訪問的三個村莊裏，有外出打工經歷的農民，最少也占到勞動力總數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生活在這個基本故事之中。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主要變型：有一部分農民從家鄉出發，走到半途，徹底改變了原來的人生計劃。他們不回去了，不再種田養雞了。原來的人生插曲演變成了主旋律。這樣的人我聽說過幾個，也親眼見過一個。
我訪問的這位“變型”農民姓丁，是長江上一條百噸級的運輸船的船主。他的兒子剛到入學年齡，為了孩子上學，他賣掉了船，回到家鄉。他打算歇業兩年，把上學的兒子安頓好，再找個同伴重操舊業。歇業是沒有辦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來是很穩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個水上運輸個體戶。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來就這樣過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裏沒有房子，原來的房子毀了，他也不打算蓋。他的承包田已經轉給了哥哥。這一切都說明他不打算回來了。但是兒子沒法上學，這個問題難住了他。於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鄉帶孩子讀書。隻剩下一個人，船上的活就沒法幹了，於是他被迫歇業。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蓋房，他寄居在親戚家裏，一旦有條件就會繼續當他的船主。對他來說，回鄉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這樣的人，在他的村莊裏有將近二十個。有的人買了上千噸的大船，很難想像這些人會再回來種地養雞了。在外邊發財買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職業的人，在我去的各個村子裏都有幾個，有的連戶口都轉進城鎮了。他們的外出已經成為遷移。對他們來說，以家鄉農業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人生設計早已徹底改變。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農民大有人在，問題是缺乏能力和條件。
三
當代農民的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為的因素。
決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稅費負擔，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和狹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畝的土地上，種植賣不出幾個錢的農作物，再無償上繳二三成的收入，這就註定了農民要向外尋找機會。隻要地少人多，隻要世界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不暴漲，隻要吃皇糧的幹部職工不減少，農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繼續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