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剛想不到他的論文引起這麽多人的關注，連全國性大出版社領導都主動給他出書。不過在眾人麵前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聞，感到十分尷尬，便抱歉地對老頭兒說：“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啦！”
“認識不認識沒什麽。咱可說好了，一言為定啊！”白剛說：“好！我盡量抽時間寫。”老頭兒抱有很大期望：“不是盡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點。”
因為參加會議的除國家有關單位領導人以外，多是全國性研究機關、大學的專家、教授，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從此白剛成了忙人。各地總有人找他參加考察，找他開會寫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裏十二點以前很少睡覺，總是在辦公室忙碌。這時所裏辦公住宿條件也改善了，宿舍辦公室都在一個院裏，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後他才從辦公室回來悄悄入睡。在全國性的經濟雜誌上經常有他的文章，還與人合作，出版了百萬字的農業經濟論著。
所裏許多人對他印象也變了，二年多以前他剛到所裏的時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說這樣的人進中科院，連我們都跟著丟人。這時也都覺得這人還行，有頭腦，想不到還真有兩下子。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9
這個研究所雖然是個新建單位，但建立時正趕上落實多年的各種冤假錯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領導幹部也得到了解放，許多老幹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領導來處理方方麵麵的關係打開局麵，所以一開始就組建了一個年齡老化的領導班子。主要領導人包括有的處級領導都是六十多歲，還有七十多歲的老人。
農業如何現代化，農業經濟體製如何改革，又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全國都在爭論不休。研究這些問題的研究所對這些問題持什麽態度？怎樣工作，自然也會產生種種分歧。又加是新建單位，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從領導到一般人員，在許多問題上都各有各的主張，意見很難統一。
這些分歧自然會反映在領導班子裏，長期的意見分歧也會影響班子的團結。所以矛盾重重，問題很多，工作很難開展。即便如此，這個研究所和別的機關單位比起來，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是新建單位，班子雖然老化，但是還都積極工作，想幹一番事業。也沒有“文革”遺留下來的幾派的矛盾對立，勾心鬥角。
當時好多機關單位內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辦事拖拉，遇事推諉，不負責任，比這裏要嚴重得多。一些省委領導班子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光書記這一層就有十幾人，還有更多的常委，常委開個會，就有幾十人。
這裏麵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結合上來的年輕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對立派別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參加過批鬥別人的老幹部，也有被打倒受批鬥多年又恢復工作的老領導。“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別糾紛，又加傳統思想與改革思想的衝突碰撞，新老各種矛盾混雜在一起，不僅是麵和心不和，而是有時開會就拍桌子吵架，公開對立，陣線分明。不少地、市、廳、局也是這樣。
鄧小平同誌認為這種班子老化、機構臃腫，許多人不稱職，工作不負責任，不講效率等這種種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中央會議上多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問題，要求精簡機構。說這是一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是對體製的革命。
明確提出了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說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說目前主要任務是善於發現、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幹部，特別優秀的要給他們搭個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
中央提出機構改革和幹部“四化”以後，所領導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來，更影響了積極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據中央機構改革要求作了具體部署，開始物色新班子人選。
人們看清了這種形勢，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緊張活動了起來。所領導各自在挑選自己中意的人，想進領導班子的人也在靠攏自己親近的領導，以尋求支持。中科院這個研究所和一般黨政機關不同，那時黨政機關中處級以上幹部大學生沒有幾個，符合幹部“四化”（其中重要一項是必須大學文化）條件的很少，這裏絕大多數都是大學生，還有中高級職稱，許多人都符合“四化”條件中的知識化、專業化的硬指標。由於是新建所，許多人都屬於中青年範圍，符合年輕化的條件。有人由於職務的重要，和所領導接觸頻繁，感情融洽。有人善於交際，和許多人都是自來熟，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更有有心人整天圍著領導轉，以尋求支持。
白剛很長時間隻是個相當副處級，研究室負責人。因為研究室人少，按規定不應設兩個室主任。後來才勉為其難地明確為研究室副主任。所裏光處級幹部就有幾十人，他不善交際，和所領導沒什麽接觸，和群眾也很少聯繫，所以他對所裏即將來臨的人事大變動，很不敏感，也不願操心，更沒想過自己會捲入這個漩渦。
“認識不認識沒什麽。咱可說好了，一言為定啊！”白剛說：“好！我盡量抽時間寫。”老頭兒抱有很大期望：“不是盡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點。”
因為參加會議的除國家有關單位領導人以外，多是全國性研究機關、大學的專家、教授，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從此白剛成了忙人。各地總有人找他參加考察，找他開會寫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裏十二點以前很少睡覺，總是在辦公室忙碌。這時所裏辦公住宿條件也改善了，宿舍辦公室都在一個院裏，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後他才從辦公室回來悄悄入睡。在全國性的經濟雜誌上經常有他的文章，還與人合作，出版了百萬字的農業經濟論著。
所裏許多人對他印象也變了，二年多以前他剛到所裏的時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說這樣的人進中科院，連我們都跟著丟人。這時也都覺得這人還行，有頭腦，想不到還真有兩下子。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9
這個研究所雖然是個新建單位，但建立時正趕上落實多年的各種冤假錯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領導幹部也得到了解放，許多老幹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領導來處理方方麵麵的關係打開局麵，所以一開始就組建了一個年齡老化的領導班子。主要領導人包括有的處級領導都是六十多歲，還有七十多歲的老人。
農業如何現代化，農業經濟體製如何改革，又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全國都在爭論不休。研究這些問題的研究所對這些問題持什麽態度？怎樣工作，自然也會產生種種分歧。又加是新建單位，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從領導到一般人員，在許多問題上都各有各的主張，意見很難統一。
這些分歧自然會反映在領導班子裏，長期的意見分歧也會影響班子的團結。所以矛盾重重，問題很多，工作很難開展。即便如此，這個研究所和別的機關單位比起來，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是新建單位，班子雖然老化，但是還都積極工作，想幹一番事業。也沒有“文革”遺留下來的幾派的矛盾對立，勾心鬥角。
當時好多機關單位內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辦事拖拉，遇事推諉，不負責任，比這裏要嚴重得多。一些省委領導班子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書記、副書記，光書記這一層就有十幾人，還有更多的常委，常委開個會，就有幾十人。
這裏麵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結合上來的年輕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對立派別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參加過批鬥別人的老幹部，也有被打倒受批鬥多年又恢復工作的老領導。“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別糾紛，又加傳統思想與改革思想的衝突碰撞，新老各種矛盾混雜在一起，不僅是麵和心不和，而是有時開會就拍桌子吵架，公開對立，陣線分明。不少地、市、廳、局也是這樣。
鄧小平同誌認為這種班子老化、機構臃腫，許多人不稱職，工作不負責任，不講效率等這種種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中央會議上多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問題，要求精簡機構。說這是一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是對體製的革命。
明確提出了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說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說目前主要任務是善於發現、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幹部，特別優秀的要給他們搭個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
中央提出機構改革和幹部“四化”以後，所領導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來，更影響了積極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據中央機構改革要求作了具體部署，開始物色新班子人選。
人們看清了這種形勢，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緊張活動了起來。所領導各自在挑選自己中意的人，想進領導班子的人也在靠攏自己親近的領導，以尋求支持。中科院這個研究所和一般黨政機關不同，那時黨政機關中處級以上幹部大學生沒有幾個，符合幹部“四化”（其中重要一項是必須大學文化）條件的很少，這裏絕大多數都是大學生，還有中高級職稱，許多人都符合“四化”條件中的知識化、專業化的硬指標。由於是新建所，許多人都屬於中青年範圍，符合年輕化的條件。有人由於職務的重要，和所領導接觸頻繁，感情融洽。有人善於交際，和許多人都是自來熟，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更有有心人整天圍著領導轉，以尋求支持。
白剛很長時間隻是個相當副處級，研究室負責人。因為研究室人少，按規定不應設兩個室主任。後來才勉為其難地明確為研究室副主任。所裏光處級幹部就有幾十人，他不善交際，和所領導沒什麽接觸，和群眾也很少聯繫，所以他對所裏即將來臨的人事大變動，很不敏感，也不願操心，更沒想過自己會捲入這個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