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吧！我不怕。”白剛說，“勞改批鬥二十多年，什麽大帽子都戴過，這點事算個啥！還能再把我關起來？實在幹不了回家。”說完還笑了笑，“我還佩服這二所長真有兩下子，他要打我個右派、反革命，我是不會喊冤的。”
“怎麽呢？你還佩服他？打你個反革命都不喊冤？”關處長十分驚奇。白剛調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沒看出來？反對現在還堅持‘以糧為綱’就是針對省委。反對這模式那模式的現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裏某些領導的主張。”關處長不服氣說：“那也談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糧為綱以前是黨中央提出的，主張哪種模式現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裏某些領導啊！”
“既然是黨中央提出的，說你反黨不是更合適嗎？何況說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張，既然有某些院領導，說你反中科院有什麽不對？有些人這些年不都是這種邏輯嗎？”白剛說完，兩人同時都笑了，但這笑聲中卻有多少酸楚啊！
白剛說是不怕扣帽子，他確實也有這種思想準備，但是他終究也不得不考慮到帽子的利害。考慮到落實政策時的艱難，中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裏都一直頂著，中組部的信都不接。現在省委基本上還是那些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對過去農村實行的一套辦法還是堅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誰知道會有什麽結果？他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把否定公社製度的想法一古腦兒說出去，要是那樣問題就更大了。
可是全國形勢發展很快，上上下下許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對農民還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門獨戶以外一律不允許包產到戶。1979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偷著搞包產到戶還是捨出了身家性命，冒著坐監獄的危險幹的。他們訂了誓約：“哪個因為大包幹進大牢，全村養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開了一個小口，規定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但隻規定作為解決群眾溫飽的一項臨時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認為困難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穩定幾年大有好處了。不過仍然沒有把他視為正宗，幾年之後仍然要走集體化的大鍋飯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確規定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包產到戶總算報上戶口了。
1983年包產到戶不僅允許生存，而是農民的偉大創舉了。
有人說中央這幾年關於農村的文件，是步步為營，節節敗退。這也說明衝破多年左的束縛是艱難的，思想解放有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步履艱難但不能說節節敗退，而是步步前進的。不僅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如此，其他各項農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這種形勢下，白剛的處境大大改觀。如果說前二年還有人把他的報告作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證，而且這種認識還有市場時，那麽現在許多人已對白剛那種見解認為是一種先見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國農工商綜合經營的農業經濟體製”的課題在1981年名正言順地列入了國家農委的課題，得到了國家的資助。他的課題研究成果論文，在全國一個規模很大的經濟研討會上，作為大會的第一個主講人進行了宣讀，深入細緻地論述了建立新的農業經濟體製方麵的種種問題。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8(5)
會議雖然是由國家主管部門主辦，有不少領導人參加，但沒有領導報告，隻有幾個主講人講幾個專題，討論時以幾個主講人為中心劃分小組，與會人員去哪個小組討論由自己選擇。結果來白剛這個小組的人最多，許多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討論。在休息時許多人還圍住白剛和他探討問題。
有一個很慈祥的胖老頭兒，擠到了裏邊，坐在了白剛的對麵，看起來要鄭重其事地談什麽問題，別人對他看來還特別尊敬，都主動地停止了談論。胖老頭兒說：“你的論文很有說服力，不過由於發言時間限製，論文中有些問題你沒展開講，你講得很生動的材料論文中也沒有，看來你掌握了很多資料，對這個問題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談不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白剛說，“資料倒是多得很，這兩年我主要就是研究這個課題。”胖老頭兒說：“就以你的論文為基礎，寫本書吧！”
白剛以為這老頭兒是個熱心人，隻是隨便說說，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現在隻想抓緊時間多研究點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沒想寫書。”老頭兒說：“哎？寫書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說了，這個問題是擺在全黨麵前的一個全新課題，可是人們對這個問題還了解很少，認識上也有許多分歧，這樣的書人們正急需，你論文的大框架不變，隻是補充你講的那些生動材料和具體事例，也費不了多少時間嘛！”
白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寫書誰給我出啊！”
“我給你出！”老頭兒的語氣很爽快很果斷。白剛一下愣了，他是誰，說話口氣這麽大？便說：“您是哪一位？哪個單位啊！”沒等老頭兒說話，周圍的人便亂介紹開了：“你連這位都不認識？”人們覺得你是怎麽回事？在農業戰線搞研究工作，怎麽不認識他呢？從大家介紹中白剛不僅知道了他的名字，還知道了他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農業出版社的總編輯。看來人們都和他打過交道，對他很熟悉。
“怎麽呢？你還佩服他？打你個反革命都不喊冤？”關處長十分驚奇。白剛調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沒看出來？反對現在還堅持‘以糧為綱’就是針對省委。反對這模式那模式的現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裏某些領導的主張。”關處長不服氣說：“那也談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糧為綱以前是黨中央提出的，主張哪種模式現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裏某些領導啊！”
“既然是黨中央提出的，說你反黨不是更合適嗎？何況說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張，既然有某些院領導，說你反中科院有什麽不對？有些人這些年不都是這種邏輯嗎？”白剛說完，兩人同時都笑了，但這笑聲中卻有多少酸楚啊！
白剛說是不怕扣帽子，他確實也有這種思想準備，但是他終究也不得不考慮到帽子的利害。考慮到落實政策時的艱難，中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裏都一直頂著，中組部的信都不接。現在省委基本上還是那些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對過去農村實行的一套辦法還是堅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誰知道會有什麽結果？他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把否定公社製度的想法一古腦兒說出去，要是那樣問題就更大了。
可是全國形勢發展很快，上上下下許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對農民還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門獨戶以外一律不允許包產到戶。1979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偷著搞包產到戶還是捨出了身家性命，冒著坐監獄的危險幹的。他們訂了誓約：“哪個因為大包幹進大牢，全村養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開了一個小口，規定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但隻規定作為解決群眾溫飽的一項臨時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認為困難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穩定幾年大有好處了。不過仍然沒有把他視為正宗，幾年之後仍然要走集體化的大鍋飯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確規定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包產到戶總算報上戶口了。
1983年包產到戶不僅允許生存，而是農民的偉大創舉了。
有人說中央這幾年關於農村的文件，是步步為營，節節敗退。這也說明衝破多年左的束縛是艱難的，思想解放有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步履艱難但不能說節節敗退，而是步步前進的。不僅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如此，其他各項農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這種形勢下，白剛的處境大大改觀。如果說前二年還有人把他的報告作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證，而且這種認識還有市場時，那麽現在許多人已對白剛那種見解認為是一種先見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國農工商綜合經營的農業經濟體製”的課題在1981年名正言順地列入了國家農委的課題，得到了國家的資助。他的課題研究成果論文，在全國一個規模很大的經濟研討會上，作為大會的第一個主講人進行了宣讀，深入細緻地論述了建立新的農業經濟體製方麵的種種問題。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8(5)
會議雖然是由國家主管部門主辦，有不少領導人參加，但沒有領導報告，隻有幾個主講人講幾個專題，討論時以幾個主講人為中心劃分小組，與會人員去哪個小組討論由自己選擇。結果來白剛這個小組的人最多，許多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討論。在休息時許多人還圍住白剛和他探討問題。
有一個很慈祥的胖老頭兒，擠到了裏邊，坐在了白剛的對麵，看起來要鄭重其事地談什麽問題，別人對他看來還特別尊敬，都主動地停止了談論。胖老頭兒說：“你的論文很有說服力，不過由於發言時間限製，論文中有些問題你沒展開講，你講得很生動的材料論文中也沒有，看來你掌握了很多資料，對這個問題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談不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白剛說，“資料倒是多得很，這兩年我主要就是研究這個課題。”胖老頭兒說：“就以你的論文為基礎，寫本書吧！”
白剛以為這老頭兒是個熱心人，隻是隨便說說，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現在隻想抓緊時間多研究點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沒想寫書。”老頭兒說：“哎？寫書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說了，這個問題是擺在全黨麵前的一個全新課題，可是人們對這個問題還了解很少，認識上也有許多分歧，這樣的書人們正急需，你論文的大框架不變，隻是補充你講的那些生動材料和具體事例，也費不了多少時間嘛！”
白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寫書誰給我出啊！”
“我給你出！”老頭兒的語氣很爽快很果斷。白剛一下愣了，他是誰，說話口氣這麽大？便說：“您是哪一位？哪個單位啊！”沒等老頭兒說話，周圍的人便亂介紹開了：“你連這位都不認識？”人們覺得你是怎麽回事？在農業戰線搞研究工作，怎麽不認識他呢？從大家介紹中白剛不僅知道了他的名字，還知道了他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農業出版社的總編輯。看來人們都和他打過交道，對他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