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們走了，圍觀的走了。要家也安靜了下來，隻有一家大人孩子的哭泣聲。人埋了，沒有鑼鼓奏樂，沒有祭奠儀式，沒有送殯隊伍，也沒有哭聲。什麽時候埋的，怎麽埋的，連街坊鄰居也很少有人知道。
要得平，一生也沒有得到平靜；隻有這時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樣平平靜靜。從此沒有人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再議論這件事情。好像他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好像這件事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年代，早已被人遺忘。
隻有一個人總是神情恍惚，魂縈夢繞，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兒子要建貴，不僅幹活的時候癡迷瞪眼地發呆犯傻，休息的時候更像著了魔一樣纏著白剛：“老舅！我覺得我爹還沒走遠。”白剛說：“別瞎說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還有什麽走遠走不遠的。”要建貴說：“我說他的魂兒沒走遠。”白剛說：“哪有鬼呀魂兒啦的，那都是瞎說，沒有的事兒。”
“沒有的事兒幹啥？昨天夜裏我回家一進門看見一個人一晃上門後頭去了，就是我爹，我趕緊到門後頭去找啥也沒有。在屋裏屋外找再也看不見了，你說這不是他的魂兒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貴說得十分真誠，絕對是他的親身經歷。白剛說：“人死了怎麽能還看見呢？那是你心裏想得悲切，眼睛裏發生了一種幻覺。一瞬間好像看見了，馬上又消失了，其實什麽也沒有。”要建貴說：“你說真的沒鬼？”白剛說：“沒有！老人死了，又是這樣死的，你心裏悲痛、不平，想得癡迷，以後還可能發生這種情況，鬼是絕對沒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兒能在黑夜到家來看看也好啊！他捨不得走，我們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說著這個愣頭愣腦五大三粗的小夥子竟然又哭了起來。
白剛萬萬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與鬼相處，自己打破了他的幻夢，倒覺得有些歉疚了。一個很長的時間，要建富見了白剛總是眼淚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澀，見不得人的樣子。要建貴則是不斷地述說著他一個一個的噩夢。死了的平平靜靜地走了，活著的則是不盡的悲痛和無限的噩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0(1)
要得平的死，在白剛的心裏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來覺得自己隻要謹慎小心，就不會有什麽事。這些年雖然風風雨雨，但終究熬過來了。尤其是回到家鄉以後，覺得白一村人還樸實，家族的人也多少有個照顧。可是到了關鍵時刻，有時人們也會身不由己啊！要得平雖然一向規規矩矩，小心謹慎，連孩子們說句大話，他都堅決製止，在村裏人緣也不錯，但是因為這點小事不是落了這樣一個結果嗎？看來這裏不是久留之地，能離開還是爭取離開。
促使他離開的更迫切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他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玉萍生小孩以後便回農業局機關了。機關沒有宿舍，在外邊租了一間民房，還要雇一個保姆照顧小孩。她一個月工資隻有四十元，養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資的一半多，留給她們一家四口的隻有十幾元錢了。
白剛在隊裏累死累活一月隻有五元左右的收入，還不夠保姆工資的一個零頭。而且兩地生活白剛帶著兒子，一出工鎖上門便把兒子扔在村裏沒人管。吳玉萍帶著女兒處境更難，保姆是隻管上班的八小時，上班時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來。所以下班以後既要忙著做飯，還要照顧孩子，忙得暈頭轉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沒奶，還要想法給孩子做吃的東西，兩地生活花銷也增加許多。
白剛勞動每天收入隻有兩角錢，多吃半斤糧食集市價就是兩角多，每天做飯節省著燒也得一捆高粱茬頭，集市價又是兩角錢，冬天取暖兩頭開銷更多。所以經濟的逼迫使白剛覺得不能再這樣了，如果自己能去看孩子，不雇保姆省下的錢就比在隊裏勞動的收入多幾倍，而且大人孩子還少受罪。
白剛以生活困難孩子太小沒人照顧為由，向隊裏要求去妻子處照顧孩子，不在隊裏上班，也不在隊裏分糧食柴火。隊長斷然拒絕：“想得倒好！你的任務是改造，不勞動行嗎？”吳玉萍多次找局裏領導想給白剛在農場、林場找個臨時工或是把戶口轉到附近農村來，對她困難處境也好有個照顧。這本來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並不過分。
雖然白剛的身份有問題，但從那個縣轉到本縣仍然是勞動。本來有的局長答應考慮，但是那個朱一夫知道以後，卻上綱上線堅決反對，也被拒絕了。每年隻是到了冬天實在沒活可幹的時候，隊裏才允許白剛去與妻子團聚。
這年冬天場了地光，糧食柴火分完了，白剛就借隊裏的小驢車，由侄子白紀青趕著，裝上白菜、蘿蔔、糧食和衣服被褥到吳玉萍那裏去過冬。一家子總算得到了暫時的團聚。這團聚是幸福的，躲在這樣一間小屋裏，造就了一個自由的小天地。一家人有說有笑，盡享天倫之樂。這團聚也是酸楚的，一家四口，隻靠吳玉萍微薄的工資生活，除去房租保姆費，每月每人生活費隻有四五元錢。
這間低矮的小廂房不足十平方米，就這小小的鬥室，依然是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大人孩子的衣服，隻有兩個小包袱堆在炕角。吃飯的筷子碗就用磚頭墊起來放在了土地上，旁邊就是孩子大人穿不著的舊鞋。
要得平，一生也沒有得到平靜；隻有這時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樣平平靜靜。從此沒有人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再議論這件事情。好像他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好像這件事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年代，早已被人遺忘。
隻有一個人總是神情恍惚，魂縈夢繞，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兒子要建貴，不僅幹活的時候癡迷瞪眼地發呆犯傻，休息的時候更像著了魔一樣纏著白剛：“老舅！我覺得我爹還沒走遠。”白剛說：“別瞎說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還有什麽走遠走不遠的。”要建貴說：“我說他的魂兒沒走遠。”白剛說：“哪有鬼呀魂兒啦的，那都是瞎說，沒有的事兒。”
“沒有的事兒幹啥？昨天夜裏我回家一進門看見一個人一晃上門後頭去了，就是我爹，我趕緊到門後頭去找啥也沒有。在屋裏屋外找再也看不見了，你說這不是他的魂兒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貴說得十分真誠，絕對是他的親身經歷。白剛說：“人死了怎麽能還看見呢？那是你心裏想得悲切，眼睛裏發生了一種幻覺。一瞬間好像看見了，馬上又消失了，其實什麽也沒有。”要建貴說：“你說真的沒鬼？”白剛說：“沒有！老人死了，又是這樣死的，你心裏悲痛、不平，想得癡迷，以後還可能發生這種情況，鬼是絕對沒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兒能在黑夜到家來看看也好啊！他捨不得走，我們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說著這個愣頭愣腦五大三粗的小夥子竟然又哭了起來。
白剛萬萬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與鬼相處，自己打破了他的幻夢，倒覺得有些歉疚了。一個很長的時間，要建富見了白剛總是眼淚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澀，見不得人的樣子。要建貴則是不斷地述說著他一個一個的噩夢。死了的平平靜靜地走了，活著的則是不盡的悲痛和無限的噩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0(1)
要得平的死，在白剛的心裏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來覺得自己隻要謹慎小心，就不會有什麽事。這些年雖然風風雨雨，但終究熬過來了。尤其是回到家鄉以後，覺得白一村人還樸實，家族的人也多少有個照顧。可是到了關鍵時刻，有時人們也會身不由己啊！要得平雖然一向規規矩矩，小心謹慎，連孩子們說句大話，他都堅決製止，在村裏人緣也不錯，但是因為這點小事不是落了這樣一個結果嗎？看來這裏不是久留之地，能離開還是爭取離開。
促使他離開的更迫切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他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玉萍生小孩以後便回農業局機關了。機關沒有宿舍，在外邊租了一間民房，還要雇一個保姆照顧小孩。她一個月工資隻有四十元，養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資的一半多，留給她們一家四口的隻有十幾元錢了。
白剛在隊裏累死累活一月隻有五元左右的收入，還不夠保姆工資的一個零頭。而且兩地生活白剛帶著兒子，一出工鎖上門便把兒子扔在村裏沒人管。吳玉萍帶著女兒處境更難，保姆是隻管上班的八小時，上班時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來。所以下班以後既要忙著做飯，還要照顧孩子，忙得暈頭轉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沒奶，還要想法給孩子做吃的東西，兩地生活花銷也增加許多。
白剛勞動每天收入隻有兩角錢，多吃半斤糧食集市價就是兩角多，每天做飯節省著燒也得一捆高粱茬頭，集市價又是兩角錢，冬天取暖兩頭開銷更多。所以經濟的逼迫使白剛覺得不能再這樣了，如果自己能去看孩子，不雇保姆省下的錢就比在隊裏勞動的收入多幾倍，而且大人孩子還少受罪。
白剛以生活困難孩子太小沒人照顧為由，向隊裏要求去妻子處照顧孩子，不在隊裏上班，也不在隊裏分糧食柴火。隊長斷然拒絕：“想得倒好！你的任務是改造，不勞動行嗎？”吳玉萍多次找局裏領導想給白剛在農場、林場找個臨時工或是把戶口轉到附近農村來，對她困難處境也好有個照顧。這本來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並不過分。
雖然白剛的身份有問題，但從那個縣轉到本縣仍然是勞動。本來有的局長答應考慮，但是那個朱一夫知道以後，卻上綱上線堅決反對，也被拒絕了。每年隻是到了冬天實在沒活可幹的時候，隊裏才允許白剛去與妻子團聚。
這年冬天場了地光，糧食柴火分完了，白剛就借隊裏的小驢車，由侄子白紀青趕著，裝上白菜、蘿蔔、糧食和衣服被褥到吳玉萍那裏去過冬。一家子總算得到了暫時的團聚。這團聚是幸福的，躲在這樣一間小屋裏，造就了一個自由的小天地。一家人有說有笑，盡享天倫之樂。這團聚也是酸楚的，一家四口，隻靠吳玉萍微薄的工資生活，除去房租保姆費，每月每人生活費隻有四五元錢。
這間低矮的小廂房不足十平方米，就這小小的鬥室，依然是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大人孩子的衣服，隻有兩個小包袱堆在炕角。吃飯的筷子碗就用磚頭墊起來放在了土地上，旁邊就是孩子大人穿不著的舊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