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郝當麵也說好好好，心裏卻憋下了一口氣。他覺得他們在孫村認真學習政策，深入群眾，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孫紹安本來沒問題為什麽狠整人家，不就是為給朱一夫的姘頭家剷除一個競爭對手嗎？老郝在縣局裏是個老幹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時他就是個中層幹部，根本沒把朱一夫放在眼裏，朱一夫也管不著他。經過孫村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書記談話以後，老郝馬上傳達了公社書記的意見。
剛傳達完成強便鬧了起來：“為什麽這麽對待我們？我知道橋頭營是個根本沒人去的村。說好聽的再難也不怕，反正是為了工作嘛！懲罰我們不幹！組長，你當時就不該接受這個任務，這是侮辱我們！你提提就說是我們全組的意見，要求換一個村。”黎娟也很生氣：“我們辛辛苦苦幹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幹什麽的？就知道吃喝玩樂假公濟私，卻處罰我們。我同意為爭口氣，也得換個村。”老郝本來對上級決定是很尊重的，這時卻板著個臉一聲不吭。
吳玉萍這些年被歧視折磨慣了，對這類事也經得多了，沒拿這些當回事。她認為隻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別說公社書記還說了句公道話，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麽樣，咱幹咱的幹完了走人，有什麽關係。尤其使吳玉萍比較放心的是她在橋頭營住過，給她的印象還不壞，和老鄉處得也比較好。當時有一個房東老大娘，非要認她做幹閨女不可，吳玉萍不敢答應，怕單位知道了，上綱到搞封建拉攏又添新的罪狀，可是大娘硬讓兒子喊她姐。
那還是挨餓的年頭，大娘知道她在別人家吃不飽，天天黑夜開會回來，枕頭邊不是用毛巾包著塊熱白薯，就是放著十幾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難活命的年頭，吃的東西多麽金貴啊！吳玉萍有時吃著吃著都感動得熱淚盈眶。吳玉萍走後，那位劉大娘經常打聽她的消息，有時還讓兒子到縣裏去看望，送些花生紅棗去。
有一次吳玉萍下鄉離橋頭營不遠，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著眼淚喊道：“我那兒啊！你可回來了。”吳玉萍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大娘知道吳玉萍的身世，對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燈下教她納鞋底，一邊撚線繩一邊嘆氣，對她兒媳婦說：“你姐是隻孤雁啊！多好的人怎麽偏偏攤上這麽個命啊！”這一聲孤雁，說得吳玉萍滿心淒楚。大娘看到吳玉萍難過，馬上又勸道：“兒啦！別難過，好人終究有好報，以後會有好日子過。”
“娘啊！還會有那一天嗎？”吳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娘。吳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兒倆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說：“老天有眼，不會老讓好人受罪的。”大娘兒媳婦在一旁也陪著哭了起來。此情此景吳玉萍一直銘刻在心。隻是由於這幾年政治運動不斷，階級鬥爭不斷升級，吳玉萍才斷絕了與大娘的來往。這回又去橋頭營，雖然這裏已成了老大難單位，但是能和劉大娘再次相見，她心裏暗暗高興，所以她不像別人那樣氣憤和難過。
看老郝板著個臉不說話情緒不高，她以為是老郝怕擔子太重有些為難，同時也覺得成強和黎娟這種不滿情緒，對以後工作不利。便說：“要求換村，恐怕是不行了，橋頭營我以前去過，幹部們還可以，不知這幾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難。那裏群眾基礎不壞，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況，也許並不像人們說的那麽難。”
“咱出來不少日子了，人們也該換換季回家拿點衣裳了。先讓成強、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縣裏去趟。了解情況不急，反正解決一個老大難，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兒。”實際上老郝是對朱一夫和公社不滿，情緒不高，不想積極賣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說。吳玉萍說：“我的衣服都帶來了，回縣也沒啥事兒就不回去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2)
進駐橋頭營，他們本來做了很壞的思想準備。因為70年代幹部下鄉，已不像50年代那樣受歡迎。從60年代開始，三年饑荒還沒過，運動便接連不斷，工作組下去不是折騰群眾就是整幹部，群眾哪能不反感？不過工作組權力很大，停職反省、撤職，甚至關押，那是家常便飯，而且主要是針對幹部，所以不歡迎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但是使工作組為難的事也時有發生。比如工作組背著行李進村，村幹部躲了不給麵見，沒人號房也找不著人派飯。有的雖然安排吃住，但幹部不配合工作總是不上前，談情況不是一問三不知，就是順口說些假情況。
這次到了橋頭營，卻出乎他們的意外。工作組剛進村，大隊支書早在那裏等候，忙著幫他們卸行李搬東西，進屋以後，又是遞煙又是倒水，十分熱情。支書馬永昌，不過四十出頭，個子不高，白淨臉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裏幹活的人。穿著一身藍哢嘰布中山裝，雖然洗得發白了但還是整整齊齊。小眼睛眯縫著，不正眼看人，好像總是眯著個眼睛暗地裏琢磨對方似的。進村頭一件事，本來是介紹村裏情況，可是支書說：“同誌們大老遠地來了，又不是一兩天就走，忙啥？”閑扯了一會兒，門口就有人喊：“工作組在哪屋？吃飯了。”
四個人一起去吃飯，還沒進院老遠便聞著一股油香，夾雜著蔥花熗鍋的味道。成強連連吸了幾口氣，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小聲說：“給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頭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鄉就在前麵引路，你怎麽這麽沒成色，一點不注意影響，成強立即低下了頭老實了。
剛傳達完成強便鬧了起來：“為什麽這麽對待我們？我知道橋頭營是個根本沒人去的村。說好聽的再難也不怕，反正是為了工作嘛！懲罰我們不幹！組長，你當時就不該接受這個任務，這是侮辱我們！你提提就說是我們全組的意見，要求換一個村。”黎娟也很生氣：“我們辛辛苦苦幹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幹什麽的？就知道吃喝玩樂假公濟私，卻處罰我們。我同意為爭口氣，也得換個村。”老郝本來對上級決定是很尊重的，這時卻板著個臉一聲不吭。
吳玉萍這些年被歧視折磨慣了，對這類事也經得多了，沒拿這些當回事。她認為隻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別說公社書記還說了句公道話，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麽樣，咱幹咱的幹完了走人，有什麽關係。尤其使吳玉萍比較放心的是她在橋頭營住過，給她的印象還不壞，和老鄉處得也比較好。當時有一個房東老大娘，非要認她做幹閨女不可，吳玉萍不敢答應，怕單位知道了，上綱到搞封建拉攏又添新的罪狀，可是大娘硬讓兒子喊她姐。
那還是挨餓的年頭，大娘知道她在別人家吃不飽，天天黑夜開會回來，枕頭邊不是用毛巾包著塊熱白薯，就是放著十幾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難活命的年頭，吃的東西多麽金貴啊！吳玉萍有時吃著吃著都感動得熱淚盈眶。吳玉萍走後，那位劉大娘經常打聽她的消息，有時還讓兒子到縣裏去看望，送些花生紅棗去。
有一次吳玉萍下鄉離橋頭營不遠，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著眼淚喊道：“我那兒啊！你可回來了。”吳玉萍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大娘知道吳玉萍的身世，對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燈下教她納鞋底，一邊撚線繩一邊嘆氣，對她兒媳婦說：“你姐是隻孤雁啊！多好的人怎麽偏偏攤上這麽個命啊！”這一聲孤雁，說得吳玉萍滿心淒楚。大娘看到吳玉萍難過，馬上又勸道：“兒啦！別難過，好人終究有好報，以後會有好日子過。”
“娘啊！還會有那一天嗎？”吳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娘。吳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兒倆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說：“老天有眼，不會老讓好人受罪的。”大娘兒媳婦在一旁也陪著哭了起來。此情此景吳玉萍一直銘刻在心。隻是由於這幾年政治運動不斷，階級鬥爭不斷升級，吳玉萍才斷絕了與大娘的來往。這回又去橋頭營，雖然這裏已成了老大難單位，但是能和劉大娘再次相見，她心裏暗暗高興，所以她不像別人那樣氣憤和難過。
看老郝板著個臉不說話情緒不高，她以為是老郝怕擔子太重有些為難，同時也覺得成強和黎娟這種不滿情緒，對以後工作不利。便說：“要求換村，恐怕是不行了，橋頭營我以前去過，幹部們還可以，不知這幾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難。那裏群眾基礎不壞，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況，也許並不像人們說的那麽難。”
“咱出來不少日子了，人們也該換換季回家拿點衣裳了。先讓成強、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縣裏去趟。了解情況不急，反正解決一個老大難，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兒。”實際上老郝是對朱一夫和公社不滿，情緒不高，不想積極賣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說。吳玉萍說：“我的衣服都帶來了，回縣也沒啥事兒就不回去了。”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2)
進駐橋頭營，他們本來做了很壞的思想準備。因為70年代幹部下鄉，已不像50年代那樣受歡迎。從60年代開始，三年饑荒還沒過，運動便接連不斷，工作組下去不是折騰群眾就是整幹部，群眾哪能不反感？不過工作組權力很大，停職反省、撤職，甚至關押，那是家常便飯，而且主要是針對幹部，所以不歡迎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但是使工作組為難的事也時有發生。比如工作組背著行李進村，村幹部躲了不給麵見，沒人號房也找不著人派飯。有的雖然安排吃住，但幹部不配合工作總是不上前，談情況不是一問三不知，就是順口說些假情況。
這次到了橋頭營，卻出乎他們的意外。工作組剛進村，大隊支書早在那裏等候，忙著幫他們卸行李搬東西，進屋以後，又是遞煙又是倒水，十分熱情。支書馬永昌，不過四十出頭，個子不高，白淨臉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裏幹活的人。穿著一身藍哢嘰布中山裝，雖然洗得發白了但還是整整齊齊。小眼睛眯縫著，不正眼看人，好像總是眯著個眼睛暗地裏琢磨對方似的。進村頭一件事，本來是介紹村裏情況，可是支書說：“同誌們大老遠地來了，又不是一兩天就走，忙啥？”閑扯了一會兒，門口就有人喊：“工作組在哪屋？吃飯了。”
四個人一起去吃飯，還沒進院老遠便聞著一股油香，夾雜著蔥花熗鍋的味道。成強連連吸了幾口氣，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小聲說：“給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頭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鄉就在前麵引路，你怎麽這麽沒成色，一點不注意影響，成強立即低下了頭老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