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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華史03：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可以比較的，是埃及和亞述。
埃及一統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國家聯盟早了兩千年，比秦漢建立集權帝國則早了兩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納爾邁（美尼斯）兼併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這跟周革殷命並不相同。周人是小魚吃了大魚，納爾邁則是把兩條魚並在了一起。但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如何安定人心，鞏固政權。
納爾邁的辦法是兩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國王，頭戴白色王冠，以鷹為保護神，百合花為國徽。下埃及國王則頭戴紅色王冠，以蛇為保護神，蜜蜂為國徽。於是納爾邁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後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護神，則仍是神鷹荷魯斯。
這當然很聰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們不但給自己加冕，也給各路諸侯加冕，還授予諸侯們分封大夫的加冕權。結果方方麵麵、上上下下，都彈冠相慶，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納爾邁隻給自己加冕，就收買不了那麽多人心。
更何況，這種自己給自己加官進爵的事，誰不會做？最後，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亞人和衣索比亞人的頭上。
再看亞述。
亞述也曾經是兩河流域的“天下之王”，這是一位古亞述國王的原話。[1]這位國王在世時，我們這邊商湯滅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國則被希克索斯人所滅。不過古亞述這“天下之王”並沒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倫。
但到我們的東周時期，亞述卻突然空前強大。亞述先後征服了小亞細亞東部、敘利亞、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倫尼亞，後來又侵入阿拉伯半島，征服埃及，毀滅埃蘭，成為不可一世的帝國。這個帝國橫跨西亞和北非，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大古老文明，都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一個國家有如此眾多的民族、如此遼闊的領土，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第一次。
亞述麵臨的挑戰，不亞於周。
然而他們的辦法卻似乎隻有一個：殺人。亞述國王的殘暴令人髮指，屠城和虐俘的記錄則不絕於史書。亞述銘文中居然充斥著這樣的句子：我像割糙一樣割下他們的頭顱，我像踏板凳一樣踏在巴比倫王的脖子上，誰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剝下來鋪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們的屍體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們甚至一把火燒毀了巴比倫城，還把灰燼作為紀念品帶回去供在神廟裏。[2]
結果是什麽呢？是他們的文明連同他們的帝國一併滅亡，而且不再復活。
歷史的進程是殘酷的。上了“文明毀滅黑名單”的還有古埃及、巴比倫、哈拉巴、克裏特、奧爾梅克、西臺、波斯、瑪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種。
延綿不絕的是中華文明，起死回生的則是希臘—羅馬文明。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雖然不復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瀾壯闊地發展為西方文明。與此同時，伊斯蘭文明後發製人，勃然崛起，席捲全球。不難預測，未來世界將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這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麵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傢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伊斯蘭文明此刻還沒有產生，這裏隻說希臘和中華。[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ji女丫環、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自得其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一憂一樂，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也是兩隻翅膀。
希臘呢？
希臘的翅膀，是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
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慾和yin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
埃及一統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國家聯盟早了兩千年，比秦漢建立集權帝國則早了兩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納爾邁（美尼斯）兼併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這跟周革殷命並不相同。周人是小魚吃了大魚，納爾邁則是把兩條魚並在了一起。但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如何安定人心，鞏固政權。
納爾邁的辦法是兩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國王，頭戴白色王冠，以鷹為保護神，百合花為國徽。下埃及國王則頭戴紅色王冠，以蛇為保護神，蜜蜂為國徽。於是納爾邁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後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護神，則仍是神鷹荷魯斯。
這當然很聰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們不但給自己加冕，也給各路諸侯加冕，還授予諸侯們分封大夫的加冕權。結果方方麵麵、上上下下，都彈冠相慶，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納爾邁隻給自己加冕，就收買不了那麽多人心。
更何況，這種自己給自己加官進爵的事，誰不會做？最後，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亞人和衣索比亞人的頭上。
再看亞述。
亞述也曾經是兩河流域的“天下之王”，這是一位古亞述國王的原話。[1]這位國王在世時，我們這邊商湯滅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國則被希克索斯人所滅。不過古亞述這“天下之王”並沒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倫。
但到我們的東周時期，亞述卻突然空前強大。亞述先後征服了小亞細亞東部、敘利亞、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倫尼亞，後來又侵入阿拉伯半島，征服埃及，毀滅埃蘭，成為不可一世的帝國。這個帝國橫跨西亞和北非，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大古老文明，都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一個國家有如此眾多的民族、如此遼闊的領土，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第一次。
亞述麵臨的挑戰，不亞於周。
然而他們的辦法卻似乎隻有一個：殺人。亞述國王的殘暴令人髮指，屠城和虐俘的記錄則不絕於史書。亞述銘文中居然充斥著這樣的句子：我像割糙一樣割下他們的頭顱，我像踏板凳一樣踏在巴比倫王的脖子上，誰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剝下來鋪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們的屍體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們甚至一把火燒毀了巴比倫城，還把灰燼作為紀念品帶回去供在神廟裏。[2]
結果是什麽呢？是他們的文明連同他們的帝國一併滅亡，而且不再復活。
歷史的進程是殘酷的。上了“文明毀滅黑名單”的還有古埃及、巴比倫、哈拉巴、克裏特、奧爾梅克、西臺、波斯、瑪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種。
延綿不絕的是中華文明，起死回生的則是希臘—羅馬文明。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雖然不復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瀾壯闊地發展為西方文明。與此同時，伊斯蘭文明後發製人，勃然崛起，席捲全球。不難預測，未來世界將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這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之謎
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麵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傢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伊斯蘭文明此刻還沒有產生，這裏隻說希臘和中華。[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ji女丫環、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自得其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一憂一樂，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也是兩隻翅膀。
希臘呢？
希臘的翅膀，是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
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慾和yin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