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看變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他從滿清的管帶，做到洪憲王朝的‘男爵’；再作直係軍閥；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無所屬的國民軍總司令；受基督徒洗禮而受西方傳教士支持的‘基督將軍’；又做了受布爾什維克洗禮的‘北赤’；又做屠殺共黨的國民黨右派；再做受少數黨支持的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又重作馮婦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戰後遊美又作了資本主義的宣傳員；中共政權登場，煥公(馮玉祥字煥章)又打算立刻回國投效，終至喪生黑海。試問這樣一位變來變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個階級；那一種社會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忽視馮玉祥在民國史上所起的各種決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談政黨的代表性，第一要有個各種社會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第二要有個守法而有效的議會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來爭取政權，政黨始有代表性。
我國民國初年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具備‘政黨政治’的條件。搞政黨的人不是社會任何力量所產生的代表，而是我國‘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傳統產物。他們離開了‘議會’離開了‘官’，那就如魚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軌，國會上下兩院亦如台灣以前的‘國大’與‘立院’，由‘客觀環境’所限而不能改選，議員先生有幹薪可拿，鋒頭可出，胡同可逛，萬壽無疆，皆大歡喜。誰要打掉我的鐵飯碗，我就要和誰拚到底！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學係’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誌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隻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麵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隻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係裏麵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來說，他們原係有‘道’之士。但是當他們由於無拳無勇，有道難行之時，他們又沒有孔二老頭子‘乘桴浮海’的決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戰國時代‘遊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們要向有權有兵者遊說，以圖合作了。從政治信仰來看，他們可能為著原則，有時還要擺一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的架子！從利祿著眼，則有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幹祿公卿，至於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係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係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遊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於‘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製度不外兩端。一係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係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製度中。‘政學係’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譁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煊、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復返，這一批‘政學係’內的職業官僚，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五)
當政學係在華北華南皆無立足之地時，天無絕人之路，華南的革命政權發動了有名的北伐；和由這北伐而帶來了的左右兩派的分裂，天下又復多事。歷史事實告訴過我們，統兵善戰的將材，和口若懸河的策士們士唯恐天下無事的。天下愈多事，他們的機會也愈多。政學係的枯木因而又在這多事的國民黨兩派的夾縫中開始發芽了。
所以吾人如果要談政黨的代表性，第一要有個各種社會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第二要有個守法而有效的議會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來爭取政權，政黨始有代表性。
我國民國初年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具備‘政黨政治’的條件。搞政黨的人不是社會任何力量所產生的代表，而是我國‘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傳統產物。他們離開了‘議會’離開了‘官’，那就如魚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軌，國會上下兩院亦如台灣以前的‘國大’與‘立院’，由‘客觀環境’所限而不能改選，議員先生有幹薪可拿，鋒頭可出，胡同可逛，萬壽無疆，皆大歡喜。誰要打掉我的鐵飯碗，我就要和誰拚到底！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學係’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誌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隻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麵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隻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係裏麵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來說，他們原係有‘道’之士。但是當他們由於無拳無勇，有道難行之時，他們又沒有孔二老頭子‘乘桴浮海’的決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戰國時代‘遊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們要向有權有兵者遊說，以圖合作了。從政治信仰來看，他們可能為著原則，有時還要擺一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的架子！從利祿著眼，則有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幹祿公卿，至於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係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係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遊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於‘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製度不外兩端。一係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係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製度中。‘政學係’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譁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煊、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復返，這一批‘政學係’內的職業官僚，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五)
當政學係在華北華南皆無立足之地時，天無絕人之路，華南的革命政權發動了有名的北伐；和由這北伐而帶來了的左右兩派的分裂，天下又復多事。歷史事實告訴過我們，統兵善戰的將材，和口若懸河的策士們士唯恐天下無事的。天下愈多事，他們的機會也愈多。政學係的枯木因而又在這多事的國民黨兩派的夾縫中開始發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