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係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時政學係在華南真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誌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捲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的議員，真有誌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通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係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畫之後，政學係小試牛刀，來個‘總缺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係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可是此後不久，政學係在南方又失勢了。第一，滇係軍人之間，發生了‘二季(根源、烈鈞)爭兵’的內鬧。至民國九年春鬥爭至白熱化，結果滇軍主力被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搶走了。李根源和桂係合作的本錢頓時打了個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的變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的殘部和桂係的主力一併給孫中山的粵軍消滅了。嗣後中山打平兩廣，政學係久為中山所痛恨，自無立足餘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學係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對政學係無好感，政學係終無法乘間。
孰知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山窮水盡之時，北方政局，峰迴路轉，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來民國九年七月底，直皖戰爭之後，與政學係有相當淵源的直係軍人曹錕和吳佩孚，想乘機肅清皖係在中央政府殘餘勢力所寄生的‘安福國會’，和該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徐世昌。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徐世昌終於民國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職，同時‘安福國會’解散，舊國會二度恢復，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總統。這時本來‘妾身未分明’的政學係舊國會議員在穀鍾秀、楊永泰等領導之下，又活動起來。為加強活動並以舊班底集合了國會議員四十餘人，正式組織了一個政黨叫‘憲政社’，擁護黎元洪。黎氏東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與政學係合作，以圖減輕直係軍人之壓力。因此當黎元洪邀張紹曾組閣時，李根源被網羅為農商部總長，該係另一要角彭允彝則出長教育。這一項新發展因而引起了政學係與直係軍閥的正麵衝突。黎元洪也因此視政學係為其死黨。所以當黎氏為直係軍人壓迫去職時，索性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並‘裁撤’所有巡閱使和督軍。此舉雖係黎氏憤懣的表示，但是卻宣布了政學係和直係軍閥的正式離婚。因此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係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係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係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讚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隻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係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鬚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係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不過有組織的政學係，在曹錕賄選後，已不能復振。民國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因馮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張作霖、馮玉祥和段祺瑞的合營公司，並以段為‘臨時執政’。政學係遂又依附於三派中較為進步的馮玉祥。但這時馮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學係本身也已成強弩之末，迨馮玉祥敗出南口，政學係在華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絕如縷了。
至於華南，政學係則已被連根拔去。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係有舊怨的清一色孫係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係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係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學係領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學係’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的兩位領袖傑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製之先河。政學係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誌，組織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傑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國的小農製’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後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係’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麽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隻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開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隻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係，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係’，較保守的‘研究係’和最激烈的‘中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可是此後不久，政學係在南方又失勢了。第一，滇係軍人之間，發生了‘二季(根源、烈鈞)爭兵’的內鬧。至民國九年春鬥爭至白熱化，結果滇軍主力被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搶走了。李根源和桂係合作的本錢頓時打了個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的變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的殘部和桂係的主力一併給孫中山的粵軍消滅了。嗣後中山打平兩廣，政學係久為中山所痛恨，自無立足餘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學係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對政學係無好感，政學係終無法乘間。
孰知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山窮水盡之時，北方政局，峰迴路轉，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來民國九年七月底，直皖戰爭之後，與政學係有相當淵源的直係軍人曹錕和吳佩孚，想乘機肅清皖係在中央政府殘餘勢力所寄生的‘安福國會’，和該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徐世昌。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徐世昌終於民國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職，同時‘安福國會’解散，舊國會二度恢復，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總統。這時本來‘妾身未分明’的政學係舊國會議員在穀鍾秀、楊永泰等領導之下，又活動起來。為加強活動並以舊班底集合了國會議員四十餘人，正式組織了一個政黨叫‘憲政社’，擁護黎元洪。黎氏東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與政學係合作，以圖減輕直係軍人之壓力。因此當黎元洪邀張紹曾組閣時，李根源被網羅為農商部總長，該係另一要角彭允彝則出長教育。這一項新發展因而引起了政學係與直係軍閥的正麵衝突。黎元洪也因此視政學係為其死黨。所以當黎氏為直係軍人壓迫去職時，索性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並‘裁撤’所有巡閱使和督軍。此舉雖係黎氏憤懣的表示，但是卻宣布了政學係和直係軍閥的正式離婚。因此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係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係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係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讚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隻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係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鬚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係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不過有組織的政學係，在曹錕賄選後，已不能復振。民國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因馮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張作霖、馮玉祥和段祺瑞的合營公司，並以段為‘臨時執政’。政學係遂又依附於三派中較為進步的馮玉祥。但這時馮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學係本身也已成強弩之末，迨馮玉祥敗出南口，政學係在華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絕如縷了。
至於華南，政學係則已被連根拔去。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係有舊怨的清一色孫係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係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係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學係領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學係’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的兩位領袖傑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製之先河。政學係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誌，組織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傑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國的小農製’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後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係’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麽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隻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開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隻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係，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係’，較保守的‘研究係’和最激烈的‘中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