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方代表於五、六月間一再磋商之後，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
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據山西十餘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係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矩等部於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為在旦夕。久據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
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誌；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瀰漫、血肉糢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
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爭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鉤心鬥角。湖南的趙恆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裏還是個國家啊？！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裏，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腰斬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恆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願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隻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於腦後了。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舍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併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餘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於‘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併於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安國軍’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誌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徵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餘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隻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鍾麟部，為直奉所逼，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係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係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六月廿六日親蒞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於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據山西十餘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係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矩等部於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為在旦夕。久據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
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誌；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瀰漫、血肉糢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
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爭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鉤心鬥角。湖南的趙恆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裏還是個國家啊？！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裏，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腰斬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恆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願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隻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於腦後了。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舍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併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餘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於‘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併於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安國軍’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誌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徵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餘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隻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鍾麟部，為直奉所逼，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係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係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六月廿六日親蒞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於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