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六日英美法義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醜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布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幹，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醜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沖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沖，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餘、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隻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醜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隻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幹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機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人、譚平山、邵力子、於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隻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十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日了國民黨。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玉祥於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誌昂揚、信心十足的小共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四大軍閥.各懷異誌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鍾麟、孫嶽、張之江、宋哲元、韓復矩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的就要拋棄馮係，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係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係’之嫌。事為馮係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鍾麟所悉，鹿乃於四月九日派兵為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占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底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持中央政府於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布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幹，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醜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沖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沖，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餘、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隻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醜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隻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幹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機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人、譚平山、邵力子、於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隻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十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日了國民黨。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玉祥於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誌昂揚、信心十足的小共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四大軍閥.各懷異誌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鍾麟、孫嶽、張之江、宋哲元、韓復矩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的就要拋棄馮係，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係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係’之嫌。事為馮係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鍾麟所悉，鹿乃於四月九日派兵為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占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底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持中央政府於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