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直奉第二次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麽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禦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誌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麽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製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麽‘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製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係的殘餘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製，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薑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幹‘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餘萬人。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鬆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鬆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麽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製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麽‘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製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係的殘餘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製，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薑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幹‘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餘萬人。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鬆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鬆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