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頭說說小徐和老孫為啥又吵得不得開交呢？原來小徐為段總理代拆代行，難免有點擅作威福，連黎總統都嘖有煩言，他哪裏把個總長看在眼內呢？老孫記在心裏，多少也為著討好黎總統，乃在國務會議裏批評秘書長‘越權’。段為徐稍作辯護，孫乃向黎總統‘辭職’作抗議，而黎則袒孫斥徐，使段難堪，漸漸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爭，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裏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係鬥爭甚烈。其誌不再小。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於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台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係。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係’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嘆不已。事實上，後來北洋係之分裂為直皖二係，終於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裏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於民國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準’，段乃於二十四日親謁黎總統麵索無效。三日之後，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置，不容變動。
於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於獲選如願以償(為李宗仁於一九四八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並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麵化了；袁氏死後北洋係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裏，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並聯合北洋係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係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鬧聲中，黎總統終於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後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以倒段為職誌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並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後，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託庇於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來派係鬥爭的骨牌效應，什麽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一部設計為‘通史’的著作裏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後國家裏，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麽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後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上篇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見楊度著「君憲救國論’，重印於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頁九五六】
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啓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裏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歷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製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鍾，心平氣和的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
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裏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係鬥爭甚烈。其誌不再小。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於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台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係。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係’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嘆不已。事實上，後來北洋係之分裂為直皖二係，終於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裏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於民國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準’，段乃於二十四日親謁黎總統麵索無效。三日之後，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置，不容變動。
於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於獲選如願以償(為李宗仁於一九四八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並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麵化了；袁氏死後北洋係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裏，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並聯合北洋係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係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鬧聲中，黎總統終於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後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以倒段為職誌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並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後，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託庇於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來派係鬥爭的骨牌效應，什麽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一部設計為‘通史’的著作裏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後國家裏，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麽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後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上篇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見楊度著「君憲救國論’，重印於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頁九五六】
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啓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裏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歷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製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鍾，心平氣和的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