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意識是受他底同時代的社會觀念支配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變，那這叫社會裏的社會成員(social being)的集體意識和觀念，也就千年不變；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類的社會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謂‘人心不古’這一類的成語。相反的，一個社會如果‘十年一變’，像我們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則年齡相差十年的人，就要發生‘代溝’(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上述那個社會現象，可能都會會心的莞爾一笑。中青年，或早歲有外國心理背景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藉口便是應自願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隻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於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隻有兩麵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並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誌？)，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並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係或騙詐貪汙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衊他們的聲譽……，至於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係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係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於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並且還可能有‘勛位’可拿，勳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後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幹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
【筆者附註：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於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於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擔保，還本時都按票麵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餘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幹‘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
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和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歷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雲。【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於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頁六四 ─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
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
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於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幹，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餘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並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雲雲。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布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藉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於全國人民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藉口便是應自願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隻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於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隻有兩麵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並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誌？)，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並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係或騙詐貪汙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衊他們的聲譽……，至於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係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係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於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於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並且還可能有‘勛位’可拿，勳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後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幹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
【筆者附註：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於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於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擔保，還本時都按票麵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餘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幹‘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
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和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歷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雲。【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於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頁六四 ─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
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
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於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幹，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餘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並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雲雲。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布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藉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於全國人民了。